金银错工艺是中国古代汉族金属细工装饰技法之一。最早始见于商周时代的青铜器，主要用在青铜器的各种器皿，车马器具及兵器等实用器物上的装饰图案。金银错是我国青铜时代一项精细工艺，但它出现比较晚，大概是青铜工艺发展了一千多年以后，即到春秋中晚期才兴盛起来的，它是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但它一出现，很快就受到了人们的普遍欢迎。

　　金银错是我国青铜时代较晚出现的一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加工技术，到春秋中晚期才兴盛起来的，它是我国古代科学技术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但它一出现，很快就受到了人们的普遍欢迎。战国两汉时期，金银错青铜器大量出现，在人们生活的各个领域中广泛流行，考古发现战国汉代的金银错青铜器以千百计，不仅有酒器、带钩、礼器，还有大型的如几座等等，曹操《上杂物疏》：“御物有尺二寸金错铁镜一枚，皇后杂物用纯银错七寸铁镜四枚，皇太子杂纯银错七寸铁镜四枚”，可惜还没有幸亲眼看到过错金银的铜镜。

　　错金银工艺一般有两种，一是先在青铜器表面预先铸出或錾刻出图形、铭文所需的凹槽，然后嵌入金银丝、片，锤打牢固，再用厝石和椴木炭将两种不同材质形成的器物表面打磨光滑，达到突出图案和铭文的装饰效果，早期使用比较多。另一种就是涂装法：即先把黄金或者白银溶解在水银中，制成“泥金”、“泥银”，然后用以在铜器表面预设的图案凹槽之内填涂，完成后将铜器放在火上加温使水银蒸发，金银耀眼的美丽图形就牢固地留在铜器表面了，接下来就是使用研磨材料对器物整体进行打磨。《说文解字》对“错”字的解释：“错，金涂也，从金……”和《康熙字典》释为“金涂谓之错”基本都是这个意思。

　　青铜器上的铭文从商代开始出现，起初基本都是铸造或錾刻的，铭文与铜器材质相同，只体现记录功能，装饰效果根本谈不上，铭文位置也多在直观看不到的器物底部或者口沿内侧。错金工艺兴起后，人们在铜器上用黄金错成铭文，加之字体的丰富变化，立时高大上了许多。目前考据认为最早的带错金铭文的青铜器，是国家博物馆的“栾书缶”。它和湖北省博物馆藏的多件曾侯乙墓出土铜器以及举世闻名的“越王勾践剑”都是比较典型的错金铭文铜器。在历经千载之后，青铜已经或漆黑深邃或荧碧苍凉，这些金光熠熠的文字更给人由目及心的震撼。还有一件1968年出土于河北满城西汉中山王刘胜墓，目前也陈列在国家博物馆“古代中国”专题的“错金银鸟篆纹青铜壶”，上错鸟篆纹吉语和龙虎图案，令人叹为观止。

　　金银错青铜器上几何纹装饰非常普遍，这可能与早期范铸法中的纹饰风格有关，但商代和西周时期流行的菱纹、三角纹、雷纹、勾连纹相对较少，而使用更多的是几何云纹最多见

　　动物纹、狩猎纹以及各种动物造型的青铜器上的眼、眉、鼻、嘴、爪、毛、羽的描画等。

　　从使用错金银工艺制作的青铜用品范围看，主要有车马具、兵器、日常生活用器及其它青铜器。

　　春秋时期，金银错的日常生活用器相对罕见，属君王之家重要器物的奢侈品范畴。但从战国至西汉的几百年间，金银错技术已经广泛应用于诸多日常，许多贵胄之家的日常用器中，都出现在金银错的华丽身影，目前流传下来的器物中有：鼎、尊、壶、杯、豆、舟、盆、盘、盂、耳杯、匕、罍、勺、灯、熏炉、镜、带钩、骰子、案、符、节、纽钟、虎子、镇、尺、杖首、器座、屏风插座，以及各种陈设艺术品等，错金银艺术在至西汉为止几百年的时间里，为我们留下了无数炫目多姿的宝藏，但汉以后却随即转入沉寂，当是中国青铜时代华丽谢幕时的一段动人华彩。

　　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奴隶制崩溃、封建制建立的社会转变时期，此时期周室王朝失去了对各诸侯的控制能力，各诸侯国之间通过征战兼并小的诸侯国，取得霸主地位，

　　随着社会政治的转变，各诸侯国所铸青铜器物形制新颖，各具特色，而周室王朝之器逐步衰退。此时期的青铜器物完全打破了西周时期王室器物的一统规范，

　　如87年出土的春秋晚期晋国赵卿墓出土青铜器中，其中不少器物造型生动，结构奇巧。如匏壶，器形如葫芦，器盖为一捕蛇之鸟，鸟尾有环、链与壶一侧的虎形把手相连接，新颖奇特。

　　春秋中期以后，出现了表面镶嵌红铜薄片的青铜器，如山西浑源县出土的镶嵌红铜狩猎纹青铜豆，纹饰清晰，生动地表现了当时狩猎的场景。

　　春秋后期，位于长江下游的吴国和越国，在青铜器制作方面独具特色，特别是青铜兵器具有较高的水平。著名的吴王夫差矛和越王勾践剑，都出土于湖北江陵的楚墓。矛和剑通体黑亮，饰菱形几何暗纹。刃部锋利，完好如新。剑首端部由10多道同心圆构成，细如发丝。

　　战国时期青铜器，以湖北随州市曾侯乙墓出土的尊盘为战国时期精品代表。尊盘由尊与盘两件器物组成，尊饰以多层细密透空的蟠虺纹，盘耳两侧饰以镂空夔纹。铸造十分精细。河北平山县战国中期中山国墓葬出土的山字形青铜器错金银镶嵌龙凤铜方案座，造型奇特，具有北方地区艺术风格。

　　可以说春秋战国时期青铜器物的制作技术较商周时期有较大的突破和创新。其铸造、焊接、铆接、销接等多种方法被巧妙运用。镶嵌红铜和金银错技术的运用，使器物更加华丽。反映了此一时期青铜合金技术水平的高超。

　　我国青铜器仿制最早出现于春秋，至宋代较多，如宋人曾经以春秋晚期宋平公时代的宋公戌钟为标本，进行仿制；另外，传世的宋太和钟和蟠龙纹钟都是仿制的。宋代仿制青铜器水平较高，但其仿制目的不是为了利用赝品赚钱，而是对古代文化的尊重和仰慕。

　　到了汉初，经数百年的战乱，商周青铜器已不多见，一旦古器物重见天日，往往被官方定为祥瑞。《汉书·武帝纪》记载，汉武帝元狩六年 (公元前116年)夏五月，得鼎汾水上。汉武帝大喜，派人确认为真器后改年号为元鼎，并亲自做了《宝鼎歌》，可见即使在汉代，青铜器的价值已经非常珍贵。

　　不过后世不少人怀疑此鼎是伪造的，是当时作伪高手新垣平为献媚武帝而做，理由是后来新垣平因做假铭玉杯事发，夷三族，非常像汉武帝迟来的报复。

　　历史上青铜器鉴宝的案例还有不少，《史记·孝武本纪》载：（李）少君见上，上有故铜器，问少君。少君曰：此器齐桓公十年陈于柏寝。已而案其刻，果齐桓公器。一宫尽骇，以少君为神，数百岁人也。相似的故事还有《汉书·郊祀志》的美阳得鼎等。通过以上案例，说明在汉朝就已经有不少博学鸿儒具备较强的青铜器鉴别能力，而这项技能往往被惊为天人。

　　从汉代至民国，商周青铜器与铭文不断出土，为研究金文提供了很多素材。同时，制作青铜器伪器、伪铭的水平也在不断提升，以赝充真牟取暴利层出不穷，其中不乏官方的参与。

　　但是人们普遍认为中国文物造假之风起源于宋朝仿古器，因为宋朝仿品水准很高，器形纹饰无不仿制得惟妙惟肖，但其实不然。虽然金石学始于宋，但宋朝初年国家铜料不足，朝廷曾发布禁铜令，仿造也难成气候。北宋中期，出土的商周青铜器日渐增多，复古之风兴起，仿造古器之风才盛行起来，徽宗时期达到顶峰。

　　宋朝的仿古之风与文物造假存在着本质上的区别，更多是对上古时期青铜艺术品的模仿和致敬。宋人推崇孝道，他们将青铜仿品充塞到宗庙之中开博体育官方app，配享先祖以显孝道，当然也有达官贵人赏玩的需求，但并非纯以营利为目的，也未冒充古物，时人都知那些青铜器是仿古品，严格上讲不算作伪，跟现代生产的仿古工艺品性质一样。

　　历史上真正大规模造假且当真器使用、售卖的是唐朝，延续至五代十国时期，唐朝是中国历史上最为强大和开放的朝代之一，也是对外邦朝贡赏赐和对外贸易最多的时期，青铜器就是其中一大项商品。不知当时是为了保护国宝不流失，还是因为青铜器数量有限，反正唐（五代）时官方曾大量仿造彝器并当作真品使用。

　　宋赵希鹄《洞天清禄集》就记述了唐、五代官营作坊专事仿造铜器的事情，至今故宫博物院仍有不少唐仿两周时期的青铜器。正因为唐仿青铜器数量较多，自宋朝开始，有关铜器与铭文的辨伪著作开始陆续出现，如前文所述《洞天清禄集》、明曹昭《格古要论》等书。

　　元明时期社会管理严格，文化活动不繁荣，仿古、伪造和金石学都进入低潮中衰期，但伪造青铜器数量也不少，很多流传后世。到清朝时因人口激增，加之乾隆等皇帝很喜欢青铜器，才迎来了全盛时期。

　　元、明时期，青铜器的仿制技术不如宋代，制作粗糙，易于辨认。清代早期，青铜器的仿制多整器作伪，器形和纹饰不伦不类。乾嘉之后，常见在真器上伪作铭文的情况，但往往将西周的铭文刻于商代的器形上，造成明显的破绽，且刻字技术较差。山东潍县是清代青铜器作伪的大本营，多仿陈介祺的藏品。

　　西安和洛阳是近代以后青铜器作伪的中心。洛阳除青铜器以外，还作伪金银器和鎏金银器，这些赝品多被欧美一些国家收走；西安多仿秦诏版和秦量。

　　在长达两多千年的时间里，青铜器仿古、伪造水平不断提升，鉴别技术也随之发展，其博弈过程精彩绝伦。

　　1.范线的辨别：所谓范线，是陶范在拼合时，因微小的错位所呈现出来的痕迹。这种痕迹有明显的，也有不甚明显的，但作伪者不懂这一缘由，往往把范线合拢的痕迹，处理得非常平整对称，其实这正是作伪的破绽之处。

　　商周时代的青铜器，大部分是用陶范法铸成的。判断青铜器是否用陶范法铸成，要看青铜器是否有块范对合的痕迹，也就是看应该合范处是否留有对合的范痕，即是否有“线”。任何一件块范铸造的青铜器，很难做到在拼合的地方不露痕迹。有的器物纹饰不多，表层素面较大，合范的痕迹容易修饰，但在隐蔽处，如鼎的耳内和腹下部，还会遗留痕迹。用蜡模法伪造的青铜器，表面制作较精细，是没有任何范痕的。为了掩人耳目，造假者就在模上贴蜡片，所贴蜡片不合缝，铸成后的青铜器上会留有痕迹，容易使人误以为是范线。但这种做法在青铜器上形成的范痕是凹陷的，与范铸法不同。

　　2.重量的辨别：新铸之器一般重于原器，这是伪品或仿制品的通常特点。产生这一情形有两个原因：首先，作伪的青铜器没有经过长期的氧化或腐蚀，与真品埋藏在地下二千多年而经过长期腐蚀是不同的。经过数千年慢慢腐蚀的青铜器，因有发气量，器物表面略有膨胀，比重下降，而伪铸品没有这一过程，就显得比较重。另一方面，伪器的蜡模制造都略厚于原器开博体育官方app，仿造者往往未见原物，因而蜡胎的成型也未能如原器壁之薄，这是一个先天的毛病，因此伪铸器的器壁一般都厚于原器。

　　3.声音的辨别：伪器系新铸，经叩击后声音清脆，犹如新铜。而经过地下腐蚀较深的青铜器，铜质已经矿化，所以发音浑浊者居多。当然，埋藏在及其干燥而又纯粹的土层中的青铜器，敲击音也有甚佳的。

　　4.范土颜色的辨别：范土通常有红、灰两色，黑色的范土未见。若见到黑色范土，一般是存在翻砂迹象。因为，在翻砂时，泥土中要放入适量的石墨和有机物，这些物质经过碳化后就会呈现黑色。绝大部分传世或出土的青铜器，不少尚保存着范土，有的在比较明显的地方，如簋、壶、卣的圈足等会留有少量的痕迹。这一方面，在鉴定时也可以作为参考。

　　每一类青铜器，随着时代的不同，都有它的发展和变化规律。全面掌握各时代各类器的形制特点，是青铜器鉴别的基础。

　　伪器可以分为直接铸造和拼凑改造两类。直接铸造的又可分为三种：一是铸造的伪器器形和铭文均有所本，尽管模仿得并不准确，但也有一定的水平；二是毫无根据的杂拼，意在作奇，稀见为贵；三是器形或铭文只有部分有所本，部分却改了样。如器形有所本，但却铸上杜撰的铭文；或者铭文有所本，却铸在毫不相干的器形上。如颂组器的铭文既长且精，在晚清发现的西周时期带有长篇铭文的青铜器中，是首屈一指的。颂组器有鼎、簋、壶等，铭文极为清晰。上海博物馆曾收集到一件伪颂壶，其铭文是按照西周宣王时代颂壶原器拓本翻铸的，但此器形的双耳是没有任何根据的。这就是说，作伪者可能根本没有见到过颂壶的图形，而是凭想象伪造。

　　拼凑改造的作伪，是水平很低的作伪，但如果不仔细观察，也有上当的可能。这类作为大多是在旧的器物上部分改造，使人产生新奇感，从而谋得厚利。例如，商代殷墟期的兽面纹斝，型式比较平常，作伪者就在斝的口部另外安装一个流，使这件平常的斝变成了一件前所未见的器形，从而破坏了器物的真实性。也有整器全是拼凑的情况，如秦代青铜量器和衡器，多为世人所重，因此，刻有秦始皇廿六年和秦二世诏的量器和秦权，伪造者不在少数。例如，有一秦始皇方斗，四面皆刻有铭文，青铜表层的腐蚀也有相当的程度，作为后埋入土中，若无百年以上，不可能有这样的表层。但是这件伪造的秦方斗的四方壁、一方底和柄，都是用焊锡焊接的，柄是一件戈镦配接的，诏文字体也很浅薄，可以认为是清代中期作伪的实例。

　　宋代以来，金石在一切文物中具有独特的地位，金石家研究的重点是文字，那时，收藏家们对青铜器的收集，也往往偏重在铭文方面，因此，被当作历史文献对待的青铜器铭文，往往具有很高的经济价值。

　　晚清是青铜器铭文作伪的主要时期。商周时代的青铜器铭文铸造，是另做一块铭文范，嵌入主体内范中。有的铭文范嵌得很平整，周围没有明显的痕迹；有的却嵌得很粗糙，突出于器的表面开博体育，如秦公簋的铭文。商周时代在铸造长篇铭文时，有的还要划好线条或打好格子，所以，一般铭文横行直行都比较规整，而在陶范上刻铭的技工，技术非常高超，书写也十分流利。

　　由于范土的铭文是阳线条，因此铭文范上的阳文在刻完后，乘湿嵌入主体范中，要避免与外范接触就需要修正，可能要微作按捺，这样阳文字的上口就大，所以，铸成的铭文往往有字口小底部大的感觉。这种现象必须要进行精细的观察才能发现。另外，字口内具有磨砂玻璃那样均匀的无光感，字体笔划的转折处呈非常自然的圆势。而后刻的铭文，有的是有所本，字体比较拘谨、呆板，字口内有或隐或显得刀凿痕。

　　伪刻铭文可以分为以下几种情况：伪器伪铭、真器伪铭、伪器真铭、真铭增刻伪铭等。鉴定青铜铜器铭文的真伪，除了需要知道各种作伪的方法外，还要懂得各个时代铭文的风格，从而可以判断书法结体、语汇文法等是否符合。另外，还需要掌握大量的标准字形，掌握得越多，判断也就越准确。

　　每一件青铜器的形制、花纹、铭文都要有统一的风格，都应具备一个时代的特点。西周中期的青铜器上，绝不可能出现商代殷墟时期的花纹；商代的兽面纹不可能出现在西周中晚期的兽蹄足鼎上；而且曲纹、蟠龙纹一类的纹饰，也不可能出现在商和西周早期的青铜器上。

　　十九世纪初直到三十、四十年代，殷墟青铜器和所谓的“战国式”青铜器，大量流向欧、美、日等国家和地区的古玩肆，因此“满花器”和“三层花器”的作伪就兴盛起来。以作伪铭为主而不善于铸造精细花纹的山东潍县造赝品的作坊逐渐衰落，而善于铸造精美花纹的苏州周梅谷作坊和北京地区的造伪器作坊迅速兴起，这些作伪的作坊同时也修配古玩肆的青铜器。

　　周梅谷作坊使用失蜡法，技巧精湛，大大超过山东潍县的水平，伪铸近乎殷墟出土精丽风格的青铜器。伪刻青铜器的花纹，大多是根据图录上的纹饰，再与器形相配，有时部位条件不同，就要作局部增减，有些图录本身的纹饰已经变了形，因此仿刻也就失之千里。

　　商周青铜器长期埋藏于地下，由于各地区的土质成分、地下水及墓葬内有机物腐蚀所产生的化学成分不同，这些因素作用于青铜器表层，青铜本身会引起质变，成为铜的各种盐类。有关青铜器锈蚀的称谓，有如下几类：

　　（1）皮壳：皮壳又称“贴骨锈”，是青铜器在不同存在环境中与周围多种化学物质长期发生作用，在其表面上生成的一层氧化膜。皮壳色泽温润，质感厚实，有枣皮红、绿漆古、黑漆古、黑绿、黄绿等多种皮壳。

　　（2）薄锈：薄锈是指单层锈，多数呈现出深浅不一的绿锈，也有一些青铜器表面的薄绿锈体重混杂有蓝锈、黑锈、土锈和红锈。薄锈多出于青铜器窖藏，窖藏出土的青铜器由于没有与土壤直接接触，属于封闭环境中的大气腐蚀，而青铜器在缺氧环境，弱或中等浓度的非氧化性酸中都是相当稳定的。

　　（3）厚锈：厚锈多出自北方地区，以河南安阳地区出土的青铜器最为明显。厚锈层次多，锈色多样，在最底层的皮壳上面通常分布有红锈、浅绿锈、深绿锈、土锈等锈层，锈蚀的层次非常明显，而且锈体坚硬。

　　（4）发锈：发锈是从青铜器铜胎基体里产生的锈蚀，“发”即膨胀之意，这种由内向外形成的锈蚀会把青铜器基体表层顶起来，在青铜器表面形成一个个锈泡。

　　青铜器锈蚀产物，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揭示青铜器的锈蚀途径和锈蚀机理，为科学、有效地鉴定和保护青铜器提供有力的参考。各个地区的青铜器表层的铜锈很不相同，从出土的青铜器看，一般来说，陕西地区出土的青铜器，表层保存得较好，铜质分解不严重，铜锈变化不太复杂；而殷墟、洛阳出土的青铜器，铜质层次非常复杂，保存一般不佳，如有的青铜器表层为铜的浅绿色盐类，附着的铜锈，第一层为黑色，第二层为枣红色，第三层为绿色，第四层是土锈结合的硬块等。

　　长江流域湖南、安徽等地铜质本身分解腐蚀相当严重，有的只剩下极薄的一层铜质，这种青铜器被称为“半脱胎”或者“脱胎”器。“脱胎”的青铜器大都出土于长江流域的红壤地带，如湖北、安徽、江西等地，但色泽根据出土地的不同而有所区别。如安徽出土的脱胎青铜器，有的地区呈灰绿或灰色，湖北出土的脱胎青铜器，没有湖南的那样嫩绿。当然，同一地区出土的脱胎青铜器，色泽也不是绝对的一致。之所以必须详细观察各地区青铜器的表层和铜锈生成的情形，是因为作伪的器物或者部分作伪的器物必然要用铜锈伪装，而其表层也需经各种伪装处理。开博体育官方app因此，对青铜器表层和铜锈仔细观察，是青铜器辨伪的重要一步。

　　1、不以真器为模，自行设计形制、纹饰、铭文，比较容易辨伪，很多是用来骗外国人和外行人的，多见于乾隆以前。著名的有英国维多利亚与阿尔伯特博物馆的晋侯盘（又称晋侯平戎盘）。

　　2、以真器为模，用翻砂法或失蜡法（贴蜡法）铸成，多见于乾、嘉以后。此法所制的伪青铜器，形制合于规范，再配以假銹制作工艺，较难识破，尤其是作伪高手的作品，几乎以假乱真。

　　这里特别介绍一下如何作假锈。做假锈的方法很多，但不外乎物理上锈和化学上锈两类，如：种植锈（用酸碱盐等化学药剂掺金属粉涂抹仿品表面后深埋种锈），胶着锈（用胶水、松香、白芨浆、清漆等胶状物调配各种矿石粉、颜料，涂抹到铜器上），烧熔锈（用矿物颜料在铜器表面烧熔），电镀锈（用电镀技术在铜器表面做铜锈皮壳），生物锈（用动物尿液、粪便、化肥、泥土涂抹深埋），移植锈（将真器上的真锈加清漆或胶水移植、镶嵌、涂抹到仿品表面）等。

　　但不管假锈做得多么逼真，与古铜锈还是存在根本区别，有经验的鉴别师大多可识破，借助显微镜观察区别更明显。

　　第二种，真器改造。在残破真器上添加不符合器制的部件，或将分属几件真器的残件拼凑成一件，显得非常别致，此种手法称为改锹。这类器件历朝历代都有，多数不遵器制，比较容易识别，虽然部件均为真器残片，但价值不大。

　　在原来无铭的真器上伪制铭文，常选择大口器（鼎、簋、盘、匜等），因为制铭文较容易，兴盛于乾隆以后。不过也有巧做铭文的案例，如一些小口器，无法用手直接入内刻字，伪作者直接将伪字刻在与原器底径相同的铜片上，将原底凿下后将伪铭铜片镶嵌上；遇到大型无铭器（如鼎），则在原器上进行剜补做铭，显得更加逼真，称作开底法、开天窗法。

　　青铜器错金银工艺主要集中在东周时代，伪作者为增加普通青铜器的售卖价格，在青铜器表面空白处加错金银饰或镶嵌绿松石等贵重玉石，使其看起来更加稀有贵重，多为清末、民国伪作。不过该类器往往显得画蛇添足、不合规制。

　　以上只是简单举例，现实中青铜器作伪方式更加丰富，很多都是行业秘密，难以一一搜集，所以青铜器鉴别难度很大。网上提供的那些所谓青铜器鉴别方法，看来消遣就行了，什么针刺、火烧、酸碱清洗、刮锈鉴定等方法在现实中根本无法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