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阳殷墟遗址的殷墟文化第四期墓葬直至最末阶段，仍维持严密的社会等级架构，高级贵族始终随葬成套优质铜明器，但也出现一些变化，即殷墟第三期仅有小贵族随葬劣质铜明器，而第四期中小贵族墓葬中则普遍存在劣质铜明器和仿铜陶礼器，且这一现象并未在西周殷遗贵族墓葬中得到延续。可见，殷墟第四期中小贵族墓葬随葬器物的变化，是商代晚期特定社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反映出中小贵族的衰落及其与高级贵族之间社会经济地位差距增大，是商王朝衰落的内在表现之一。

　　治乱兴衰是历史研究的重要课题。北宋司马光主持编撰《资治通鉴》总结治乱兴衰问题，为统治者提供重要政治镜鉴，但对于夏商西周早期国家的兴衰问题并未涉及。中国现古学诞生后，学界以考古材料弥补早期文献不足，对夏商西周历史作出诸多探讨。李峰结合考古材料与出土文献，从中国早期国家地理和政治危机研究视角，探讨西周王朝衰亡原因。而年代更早的商王朝历史，得益于殷墟甲骨文的发现与研究，学者已有相当程度的认识，并对商王朝衰亡原因提出重要见解。然而，以往关于商王朝衰落原因的讨论，仍侧重于对文献记载的阐发，未能充分利用殷墟遗址90余年来科学发掘资料。殷墟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既有文献可考、又为考古发掘所证实的都城遗址，殷墟文化遗存是“殷礼”的物化载体。殷墟第四期属殷墟文化分期最后一期，年代大体相当于商王帝乙至西周初年的武庚时期，是探讨商王朝衰落问题的关键时段。本文全面梳理殷墟第四期墓葬材料，以铜器墓分类为基础进行历时性考察，结合特殊墓葬反映的社会变动，并以西周殷遗铜器墓考古材料为参考，从社会变迁视角探讨商王朝衰落的内在表现。

　　墓葬能够提供古代思想观念和社会组织方面的重要信息。殷墟遗址是研究商代晚期社会的主要对象，殷墟文化墓葬可以较为显著地反映商代晚期社会层级和社会变迁动向。

　　学界关于商代晚期社会层级的认识，主要基于对殷墟文化墓葬的分类和阐释。20世纪50年代，考古学者运用阶级分析方法，根据墓葬规模、随葬器群、殉人殉牲等情况划分墓葬类别，研判墓主所属社会阶级，此后的研究基本沿袭这种方法。另有学者结合西方考古学理论，基于能量消耗、随葬品种类和数量、葬俗信息的总体对比，对殷墟遗址2000余座墓葬进行分类并判断其所属社会阶层。通观以往殷墟墓葬的分类，多侧重于将有无墓道和墓室面积作为主要依据。其中，有无墓道是决定墓葬等级的显著标志，已成为学界共识，因此本文沿用其作为主要分类标准，将殷墟第四期墓葬分为带墓道大墓和长方形竖穴土坑墓两类。

　　殷墟第四期居址遗存分为早、晚两段，墓葬可细分为5个小段，1—2段归属早段，3—5段归属晚段。殷墟第四期墓葬的5段划分，源自对殷墟西区墓葬随葬陶觚、爵、盘形制和尺寸的观察，突出表现为器物由大向小的变化。多数殷墟第四期墓葬随葬陶觚、爵，因而能够据此细分期段。根据出土遗物大类，可将殷墟文化墓葬分为铜器墓和陶器墓。铜器墓并非孤立存在，而是处于殷墟遗址族墓地中，包含陶器墓反映的各类信息，是殷礼约束下社会等级架构的重要体现，更具代表性地反映晚商复杂社会面貌及其变迁。因此，在对殷墟第四期铜器墓分类的基础上展开分段考察，可判断该期社会等级架构及变迁。

　　殷墟第四期的带墓道大墓根据形制特征分为“亚”字形墓、“中”字形墓、“甲”字形墓。根据出土遗物时代特征，带墓道大墓不乏属殷墟第四期晚段者，绝对年代延续到商王朝灭亡之际。

　　“亚”字形墓带有四条墓道，规模巨大，是商代最高等级墓葬，集中发现于殷墟西北冈。其中HPKM1003遭到严重盗扰，随葬青铜礼器群整体面貌已不可知，根据墓中残存遗物判断埋葬年代为殷墟第四期，墓主可能是商王帝乙。DHPKM1567方形墓坑位于西北冈西区诸“亚”字形墓间，原始开挖深度仅4.3米，尚未开挖墓道，推测是商王帝辛身死国亡未完成的大墓。

　　“中”字形墓带有两条墓道，规格仅次于“亚”字形墓，墓主可能是王室成员或高级贵族，主要发现于殷墟后冈、小屯等地，皆遭严重盗扰。“中”字形墓根据残存遗物可分为早晚两段：早段以铁三路2002APNM2118、安钢第二炼钢厂2005AGM11为代表，后者所出镶嵌绿松石卜骨记载帝乙六年五月壬午日商王赏赐宰丰之事；晚段以小屯西地2003AXTT2M1、后冈91M9为代表，前者椁室扰土所出陶盘的时代特征约在第3段和第4段之间，后者残存扁足鼎、觥盖、方彝、方爵等青铜礼器，盗坑中所见陶盘、觚的时代特征晚至第5段。

　　“甲”字形墓带有一条墓道，在等级上次于“中”字形墓，墓主应是高级贵族，发现于殷墟西区、郭家庄等地，皆遭严重盗扰。根据残存遗物判断，属于殷墟第四期第2段的有殷墟西区M93、郭家庄M172，属于第3段的有殷墟西区M699，属于第4段的有殷墟西区M700。殷墟西区第三墓区西北部发现“甲”字形墓M698、M699、M700、M701聚集分布，应当属于一处族尹家族墓群，其中M701打破M699，从墓位形态看可能比M700的年代更晚。

　　长方形竖穴土坑墓是殷墟文化数量最多、最为常见的墓葬类型。以往学者多注意长方形竖穴土坑墓的面积差别，将其划分为大型（10平方米以上）、中型（3—10平方米）和小型（3平方米以下）三类，并视为等级差异的表现。但单纯依靠面积划分等级，忽略了随葬器物反映的墓葬等级差异，还出现“同样觚、爵套数的墓，墓室面积及殉人数却不相同，有的相差还较悬殊”的例外现象。

　　本文认为，殷墟文化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应按随葬青铜觚爵套数作为主要分类依据，同时以随葬青铜礼器组合和墓葬尺寸作为参考标准。青铜礼器是商代晚期礼制最具代表性的实物体现，殷墟文化青铜礼器以铜觚、爵为组合核心，随葬铜觚爵的套数被认为是墓主社会地位的标志。殷墟文化铜器墓所见铜觚爵套数通常为10套、5套、3套、2套和1套。学者认为，铜觚爵套数可以作为判断墓主身分等级的重要标准，10套和5套铜觚爵大体对应王室成员或高级贵族，3套和2套铜觚爵大体对应中等贵族，1套铜觚爵大体对应小贵族。殷墟遗址目前发现保存完好的最高等级墓葬是小屯M5，属殷墟文化第二期，为大型竖穴土坑墓，根据出土铜器铭文，结合殷墟卜辞推测墓主为商王武丁的配偶妇好。该墓一度被认为拥有40套铜觚爵，但经深入研究应是4组10套铜觚爵叠加而成，可知10套铜觚爵是商代贵族随葬铜觚爵套数的最高配置。近年有研究指出，殷墟文化铜器墓存在“觚爵数量不等、大小不一、风格相异、铭文不同等情况，说明这些墓中的觚爵套数有的是拼凑而成的”。“拼凑”是随葬铜觚爵套数的构成方式，目的仍然是形成符合殷礼标准的组合核心。殷墟文化铜器墓表现的铜觚爵套数规律，反映殷礼等级架构在随葬铜器组合核心方面产生深刻影响。器物来源固然是不容忽视的重要方面，然而最终呈现的器群等级差异，才是判断墓主身分的决定标志。目前发现保存完好的殷墟铜器墓中，绝大多数随葬成套的铜觚爵，因此可以作为长方形竖穴土坑铜器墓划分层级的主要标准。

　　殷墟第四期10套和5套铜觚爵墓目前仅发现2座，因墓葬尺寸规格接近且发现数量较少，故合并论述。大司空村M303发现10套铜觚爵，年代属第2段，是迄今发现保存完好的殷墟第四期墓葬中规格最高者。刘家庄北M1046发现5套铜觚爵，年代属第4段。两墓随葬青铜礼器组合完整，除随葬铜觚爵套数减半，其他器类的数量大体接近。两墓随葬青铜礼器质量较优，器物形制和纹饰并没有明显的简化特点，器物尺寸也没有明显减小。各墓所出铜器的铭文基本一致，为墓主所属族氏或其私名，器群属于同一批次铸造产品，应当是为墓主定制用于下葬的整套青铜礼器。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目前所见殷墟第四期的10套、5套铜觚爵墓随葬青铜礼器尽管铸造质量较优，却皆属用于下葬的明器，而非来自居址的日常用器。殷墟第四期居址所出多为精良厚重的青铜礼器，如刘家庄北地铜器窖藏坑、后冈圆形祭祀坑等所出铜器，以及殷墟孝民屯铸铜作坊第四期陶范对应铜器、传世的帝乙帝辛时期铜器等。殷墟大司空村M303、刘家庄北M1046等墓葬随葬铜器虽为明器，但纹饰较为精细，也未出现明显的器物形制简化和尺寸减小现象，不妨将其称为“优质铜明器”。与之对应，殷墟第四期3套及以下铜觚爵墓所出青铜礼器则表现出形制纹饰明显简化、器物尺寸明显减小、用料较少、胎薄易碎等特点，可称为“劣质铜明器”。

　　3套铜觚爵墓有小屯82M1、郭庄村北86M6、殷墟西区M1713、刘家庄北85M9，属殷墟第四期第4—5段，墓葬面积相近，皆未被盗扰。随葬铜鼎的套数随铜觚爵数量减少递减，墓葬尺寸也明显减小。目前所见殷墟第四期3套铜觚爵墓的随葬青铜礼器组合完整，但并不是一整套用于下葬的优质铜明器。随葬青铜礼器根据铸造质量分为两组，其中一组精良厚重，结合铭文可知包含来自居址中的实用器甚至是祭器；另一组属于劣质铜明器，多数无铭文。目前所见殷墟第四期3套铜觚爵墓，皆是将居址铜器甚至祭器与劣质铜明器构成完整或较为完整的青铜礼器组合，与同时期10套和5套铜觚爵墓随葬整套优质铜明器的情况存在显著差异。

　　2套铜觚爵墓数量较多，第四期各段皆有，通常伴出铜鼎、簋、尊、卣、斝等器类。根据铜器质量及其构成方式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是皆为质量较优的青铜礼器，各墓铜器铭文通常基本一致。此类器群构成方式相对少见，相对年代通常偏早。如殷墟西区M907随葬陶器可归入殷墟第四期早段，但铜器群整体面貌接近殷墟第三期；赛格金地M13的年代发掘报告定为殷墟第三期，但其随葬陶豆和铜卣、斝等年代已进入殷墟第四期早段。第二类为优质铜器和劣质铜明器的组合，与前述3套铜礼器墓的组合方式较为近似。如第四期第1段的大司空村M646除1件明器化铜鼎，其余铜器皆为“宗尊”，即原用于宗庙祭祀；第5段的郭家庄M53所出铜觥有铭文“□兄作母丙彝，亚址”，余为劣质铜明器。第三类为劣质铜明器群，数量较多，相对年代通常偏晚。铜器或皆无铭文，或有较为一致的铭文，甚至有罕见的刻铭。如第2段的北徐家桥M425、第4段的榕树湾M1随葬铜器呈现简化特点且皆无铭文；第3段的戚家庄东M63随葬铜器出现刻铭，8件带铭铜器中有7件铭文为“宁箙”；第5段的戚家庄东M231所出尊、卣有铭文“冉”。整体上看，2套铜觚爵墓的青铜礼器群存在从第一类向第三类发展的趋势，第二类可以视为二者的过渡形态，劣质铜明器存在从无铭到刻铭再到铸铭的发展趋势。

　　1套铜觚爵墓的数量最多，多数仅随葬铜觚、爵各1件，少数墓葬还随葬鼎、簋、尊、卣、觯等。与2套铜觚爵墓情况类似，随葬优质青铜礼器的墓葬年代通常偏早，如第1段的91县物资局M1等，也存在一定数量的优质铜器与劣质铜明器构成的器群，如郭家庄M50等，但数量最多的是随葬整套劣质铜明器，如第5段的孝民屯NM154等。随着时间的推移，墓葬尺寸还呈现逐渐减小的趋势。

　　上述10套、5套、3套、2套、1套铜觚爵墓之间存在一定区别和联系。一方面，5套及以上铜觚爵墓与3套及以下铜觚爵墓在墓葬尺寸和随葬青铜礼器群组合上存在显著差别。前者的墓葬尺寸明显大于后者，随葬整套优质铜明器，后者则存在居址用器与劣质铜明器构成的随葬铜礼器组合。开博体育另一方面，2套和1套铜觚爵墓在墓葬尺寸上较为接近，但2套铜觚爵墓多见鼎、簋、尊、卣等器类，1套铜觚爵墓则较为少见。

　　此外，殷墟第四期铜器墓存在铜觚、爵数量不对等现象。如殷墟大司空村M303随葬铜觚6、爵10，刘家庄北M1046随葬铜觚3、爵5，与绝大多数铜觚爵数量对等的墓葬形成明显差别。值得注意的是，大司空村M303的铜觚爵数量恰好是刘家庄北M1046的2倍，而同样存在铜觚3、爵5的还有山东寿光益都侯城墓葬铜器群、山东长清兴复河墓葬铜器群，应非偶然，而是殷墟第四期高等级铜器墓随葬器物组合的新特点。刘家庄北M1046尽管仅有3件铜觚，但该墓尺寸规格明显高于郭庄村北86M6、刘家庄北85M9等标准3套铜觚爵墓，因此不宜采用就低原则将其归为3套铜觚爵墓，而应采用就高原则归为5套铜觚爵墓。从实际情况考虑，殷墟第四期发现的少量铜觚、爵数量不对等现象，应采用就高原则划分等级规格。

　　通过殷墟第四期铜器墓的分段考察，商代严密社会等级架构一直维持到殷墟第四期的最末阶段。殷墟西北冈“亚”字形M1567废弃未成，表明王陵的营建延续到商王朝覆亡之际。“中”字形墓后冈91M9（王室成员或高级贵族墓）的年代晚至第5段，殷墟西区第三墓区“甲”字形墓群（族尹家族墓群）年代延续至第4段甚至更晚，5套铜觚爵墓在第4段仍然存在，3套、2套和1套铜觚爵墓均明确发现于第5段。从出土铜器的铸造质量看，殷墟第四期10套、5套铜觚爵墓随葬整套优质铜明器；3套及以下铜觚爵墓随葬青铜礼器群的组合方式较为多元，其中包含优质铜器与劣质铜明器构成的随葬铜礼器组合。

　　殷墟第四期墓葬存在三类较为特殊的墓葬，分别是优劣铜礼器墓、仿铜陶礼器墓和铅礼器墓。三类特殊墓葬主要见于3套及以下觚爵墓，成为考察殷墟文化铜器墓反映的社会变迁的重要新动向。

　　殷墟文化墓葬出土铜礼器的明器化现象由来已久。据梳理研究，殷墟文化第二期墓葬已出现明器化铜觚、爵，但数量较少，等级也仅限于1套铜觚爵墓层面。

　　殷墟文化第三期随葬铜明器的墓葬数量增加，如殷墟西区M268、M1127、M355、M271、M626，小屯西地M239、M248、M232，白家坟M41、M56，郭家庄M25、M135、M248，梅园庄南地M20、M125，苗圃北地M54，刘家庄北地M89，徐家桥M15，孝民屯东南地M1325、M1326、M1327，大司空村东地M43等。这些墓葬大多随葬1套铜觚、爵，表明随葬铜礼器的明器化现象在殷墟文化第三期仍然主要集中于1套铜觚爵墓层面，随葬铜明器的2套铜觚爵墓仅有小屯西地M239、孝民屯东南地M1327等少数墓例。

　　殷墟文化第三期墓葬已出现将质量较优的青铜礼器与劣质铜明器构成随葬组合的现象，可将其称为“优劣铜礼器墓”。殷墟第四期继续存在优劣铜礼器墓并有所发展，且不再集中于1套铜觚爵墓层面，在2套甚至3套铜觚爵墓层面也得到普遍体现，成为殷墟第四期铜器墓的重要新动向。迄今所见殷墟第四期晚段3套铜觚爵墓皆为优劣铜礼器墓，优质铜器包含来自居址的铜器，不乏祭器，铸造精良，但数量有限且并不成套，与之构成完整组合的劣质铜明器，不仅在形制、纹饰上明显简化，更突出表现为尺寸减小、胎薄易碎等劣质化特点。前文论述的4座3套铜觚爵墓皆属此类，以下略作讨论。

　　小屯82M1和郭庄村北86M6的年代约在第四期第4段。小屯82M1随葬的优质铜器有重父壬圆鼎、庚豕父丁小方鼎、庚豕马父乙簋、庚豕马父乙觚、庚豕父乙爵、庚豕觯，“除六件为实用器外，余均为明器。明器质轻薄，铸作粗陋，其中觚、簋各成对”。该墓与5套铜觚爵墓的刘家庄北M1046年代大体相同，却未埋入整套优质铜明器，而是以质量较优的青铜礼器与劣质铜明器构成青铜礼器组合。其中质量较优的青铜礼器皆有铭文。公布资料的庚豕马父乙觚（82M1:19）重量为1.3公斤；但同出劣质化铜卣（82M1:43）重量仅为1.4公斤，明显轻于相同器类的实用器。郭庄村北86M6情况大致相同，“Ⅰ式觚、Ⅰ式爵、觯等3件铜器胎壁厚重，制作精细，纹饰清晰，当为实用器。其余14件铜器胎壁极薄，制作粗糙，多素面（个别的有极简单的纹饰）”。实用器觯和劣质卣、觚、爵有铭文“羊”。铜觚M6:3重量为1.25公斤；而同出的甗M6:24、卣M6:29重量仅为1.51、1.38公斤。

　　殷墟西区M1713的年代大体在第四期第4、5段之间。优质铜器有亚鱼鼎、寝鱼簋、寝鱼爵和2件亚鱼父丁爵，“其余十二件铜器的胎壁极薄，制作粗糙，耳足鋬内的范土都已暴露出来，从墓中取出时大多已破碎，这些都是明器”。亚鱼鼎、寝鱼簋和寝鱼爵原本是墓主亚鱼（寝鱼）对父丁和兄癸的祭器。

　　刘家庄北85M9的年代在第四期第5段，带铭铜器有举父癸鼎、举父癸爵、举父癸觯、举□□簋、举尊等。发掘者指出，铸造质量较差的铜器有分裆鼎M9:3、斝M9:29、觚M9:9、爵M9:69；此外，举□卣虽有铭文但胎薄质差，分裆鼎M9:5内壁刻划二字铭文，但已不清。劣质铜明器刻铸铭文，暗示优质有铭铜器出现短缺。发掘者指出这批铜器“多数破碎，完整者无几”，但仍可区分为优劣两组。

　　仿铜陶礼器依青铜礼器仿制而成。科技考古揭示，殷墟第四期仿铜陶礼器的器表有锡箔，“锡衣加身，使得仿铜陶礼器在外观上更接近青铜礼器”。

　　仿铜陶礼器最初作为铜礼器的替代品出现，用于填补铜礼器群的器类缺失，以铜礼器和仿铜陶礼器构成完整随葬礼器组合。第4段的大司空村M53以优质铜觚2、爵2、觯1和仿铜陶鼎、簋、尊、卣、斝各1件构成随葬礼器组合。同属第4段的刘家庄南85M42随葬铜礼器应已被盗走，仅剩仿铜陶鼎、爵、盉等，此墓长3.95米、宽1.95米，等级应不低于2套铜觚爵墓。

　　本文所指仿铜陶礼器墓，通常仅随葬成套仿铜陶礼器，仅有个别墓葬同时随葬青铜礼器，其组合与通常所见随葬青铜礼器组合相同，常见器类有鼎、簋、觚、爵、尊、卣、斝等，组合核心为2套或1套觚爵。根据目前所见材料，随葬成套仿铜陶礼器的墓葬在第4段已出现，主要流行于第5段。2套仿铜觚爵墓如第4段的殷墟西区M1013和第5段的殷墟西区M1711等，C1套仿铜觚爵墓如第4段的苗圃北地84M129等。

　　铅礼器最初也是作为青铜礼器的替代品出现，用以填补铜礼器的不足，构成完整随葬礼器组合。殷墟第四期第1段的孝民屯SM854随葬铜觚和铅爵各1，构成1套觚爵组合。殷墟西区84M26随葬铜鼎、簋、觚、爵、尊、卣、罍计12件容器，并随葬铅鼎、斝各1，铅礼器也是在铜器缺类的情况下用于补充完整礼器组合。较为特殊的是殷墟西区M737，该墓在随葬铅鼎、觚、爵各1的同时，还随葬铜觚、爵各1，在等级上似可视为2套铜觚爵墓。

　　本文所指铅礼器墓，通常仅随葬成套铅礼器，仅有个别墓葬同时随葬青铜礼器，其组合与通常所见随葬青铜礼器组合相同，组合核心通常为1套觚爵。绝大多数铅礼器墓随葬铅觚、爵，部分随葬铅鼎、簋，大司空村M225还发现铅尊、卣。殷墟第四期早段已出现少量铅礼器墓，但绝大多数铅礼器墓的年代属殷墟第四期晚段，并随时间推移，整体呈现从觚、爵组合向鼎、簋、觚、爵组合的发展趋势。

　　年代关系方面，优劣铜礼器墓在殷墟文化第三期已出现，第四期仍然延续发展。铅礼器墓出现于殷墟第四期第1段，流行于第四期第3—5段。仿铜陶礼器墓在殷墟第四期第4段出现，流行并延续至第5段。仿铜陶礼器墓和铅礼器墓的出现并未完全取代铜礼器墓，在殷墟第四期第4、5段仍然存在各层级铜觚爵墓，反映出不同材质礼器在使用上的不平衡性。

　　社会层级方面的差异尤为值得关注。在殷墟文化第三期，优劣铜礼器墓主要流行于1套铜觚爵墓层面，在2套铜觚爵墓层面仅有少量存在，至殷墟第四期已在3套及以下铜觚爵墓中普遍存在。优劣铜礼器墓迄今未见于殷墟第四期5套及以上铜觚爵墓，凸显出5套铜觚爵墓与3套铜觚爵墓之间的明显差异。仿铜陶礼器墓仅见于2套和1套觚爵墓，目前尚未见于3套觚爵墓中，同样凸显出2套觚爵墓与3套觚爵墓之间的明显差异。除前举殷墟西区M737为铜、铅两种材质构成2套觚爵墓的特例外，绝大多数铅礼器墓为1套觚爵墓。上述情况表明，殷墟第四期墓葬随葬的不同材质礼器与晚商社会等级架构存在严格对应关系。在维持社会等级架构不变的前提下，5套及以上铜觚爵墓随葬优质铜明器群，3套及以下铜觚爵墓随葬优劣铜礼器群，2套及以下觚爵墓随葬仿铜陶礼器群，1套觚爵墓随葬铅礼器群。殷墟第四期晚段3套及以下觚爵墓所代表的贵族本应享受的礼制待遇，出现“名不副实”的特殊动向。

　　殷墟文化终止于第四期第5段，安阳殷墟大型都邑的骤然衰落，一般认为是周公东征后将殷遗民迁离商都所致。通过考察西周殷遗墓葬，可获知商代晚期社会礼制在西周时期的延续状况，进而从文化传承发展视角观察殷墟第四期的特殊社会现象。

　　西周殷遗墓葬未发现“亚”字形墓，存在“中”字形墓、“甲”字形墓和各类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多数随葬青铜礼器的墓葬仍可按铜觚爵的套数划分等级。

　　“中”字形墓以鹿邑太清宫M1、洛阳北窑铸铜作坊M14为代表。太清宫M1保存完好，随葬8套铜觚爵（方觚爵、圆觚爵各4套）和仿铜陶觚爵2套。该墓随葬5套陪鼎，规格高于殷墟大司空村M303、刘家庄北地M1046的2套陪鼎。太清宫M1随葬青铜礼器虽存在不同分组，但铜器质量风格与同为“中”字形大墓的殷墟后冈91M9所出方爵、方彝、觥盖等非常近似，属于殷墟第四期高等级墓葬优质铜明器的延续。目前发现的“甲”字形墓因盗扰严重导致青铜礼器无存，主要以洛阳摆驾路口M3，滕州前掌大BM3、BM11、M203、M205、M206、M218、M219等为代表。

　　5套铜觚爵墓以前掌大M11为代表，随葬青铜礼器组合与殷墟刘家庄北M1046几乎相同。3套铜觚爵墓以前掌大M21为代表。2套铜觚爵墓有前掌大M18、M120、M121，邹城西丁M1，顺义牛栏山西周墓，临汾庞杜M2，沣西张家坡67M87，沣东普渡村长甶墓，泾阳高家堡M4，扶风齐家91M5等。此外，滕州庄里西M7、洛阳塔湾M1、东车站C3M567、铁二中M20、沣东花园村M17、沣西马王村车站墓等，随葬铜爵2、觚1、觯1，是觚爵组合向觯爵组合的过渡形态，相当于2套铜觚爵。另有2件铜爵与觯构成组合核心的墓葬，不复例举。1套铜觚爵墓有前掌大M13、ⅡM209，庄里西M4，淮阳泥河村墓，沣西张家坡67M85、M106、79M2，沣河铁路桥M15等。另有1套爵觯组合核心的墓葬，如洛阳老城北大街C2M130、沣西张家坡M404等，此类墓葬较为常见且数量较多，不复例举。此外，西周殷遗铜器墓发现4套铜觚爵墓，以前掌大M38为代表，该墓随葬铜觚爵两两成组，似乎是2组2套铜觚爵叠加而成。由于殷墟文化尚未见严格意义上的4套铜觚爵墓，应并非普遍存在的层级。

　　从年代上看，绝大多数随葬铜觚、爵的西周殷遗墓葬年代在西周早期，仅有沣东普渡村长甶墓、花园村M17和扶风齐家91M5等少数墓葬的年代进入西周中期早段。从空间上看，带墓道大墓和随葬3套及以上铜觚爵的西周殷遗墓，集中发现于洛阳和滕州，反映殷遗高级贵族集中聚居的分布特点；2套和1套铜觚爵墓除丰镐、洛阳和滕州有集中发现，亦散见于各地，反映殷遗中小贵族势力在更为广泛的空间范围内得到保留。《尚书》等文献明确记载，周公东征后安阳商都的殷遗民被迁往洛阳新邑，洛阳瀍河两岸在西周初年突然形成大型都邑，其居民应当包含来自安阳的各等级殷商遗裔，对应的是“中”字形墓至1套铜觚爵墓以及诸陶器墓墓主。周都丰镐的情况类似，但迄今所见主要是等级偏低的殷商遗裔，对应2套和1套铜觚爵墓以及诸陶器墓墓主。前掌大墓地未发现西周时期“中”字形墓，仅发现“甲”字形墓及以下各等级墓葬，反映殷遗高级贵族势力遭到削弱，社会等级架构的主体部分得到保留。从社会层级看，除未发现“亚”字形大墓，西周殷遗铜器墓等级架构基本延续殷墟第四期，但在随葬器物方面发生明显的削弱和变异。一方面，铜觚爵套数等级制度的影响在衰弱，鹿邑太清宫M1是迄今发现等级最高的殷遗墓葬，却仅随葬4套铜方觚爵和4套铜圆觚爵，只有将2套仿铜陶觚爵计入才构成10套觚爵。另一方面，周都丰镐和洛阳是2套、1套铜觚爵墓的集中分布区，铜觚在组合核心中的地位逐渐被铜觯取代，呈现爵2、觚1、觯1和爵1、觚1、觯1的过渡形态，并开始流行爵1、觯1的组合核心，而更靠西的周原遗址则罕见包含铜觚的西周殷遗墓。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西周殷遗铜器墓中尚未见劣质铜明器，表明殷墟文化晚期的优劣铜礼器墓在进入西周早期后并未持续，凸显其为殷墟文化晚期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

　　西周早期的仿铜陶礼器常以单件或少数器类出现，常见器类有簋、尊等，起到青铜礼器器类的补充作用，如沣西张家坡67M80以铜爵与仿铜尊搭配，67M82以铜鼎与仿铜方座簋搭配。也有未搭配青铜礼器的现象，如洛阳C3M1501单独随葬仿铜尊和爵。

　　西周早期随葬仿铜陶礼器的殷遗墓数量较少，而且并非整套仿铜陶礼器群，通常同时随葬青铜礼器。鹿邑太清宫M1发现2套仿铜陶觚、爵，随葬的双耳陶簋和陶壶可能也属于仿铜陶礼器。洛阳东郊M13随葬仿铜双耳簋2、爵2、觚1、觯1，同时随葬铜鼎1、甗1、簋1、尊1、爵2、觯1。仿铜陶礼器墓的再次流行，晚至西周穆王时期及以后，如扶风齐家M19、长安张家坡87M1等，距殷墟第四期已相当久远，并且多是在随葬1套青铜礼器群外又随葬1套仿铜陶礼器群，或是以青铜礼器与仿铜陶礼器构成组合，并非单独整套仿铜陶礼器墓，故不赘述。

　　仿铜陶礼器在西周殷遗墓葬中仍然主要作为青铜礼器群的器类补充，是殷墟文化传统的延续，但不包含青铜礼器的整套仿铜陶礼器在西周早期的衰落是显而易见的，凸显殷墟第四期晚段出现、流行整套仿铜陶礼器墓的特殊性。

　　铅礼器在西周殷遗墓葬中仍然作为青铜礼器的补充。如陕西扶风刘家1972年发掘的一座腰坑墓，随葬铜鼎3、鬲1、甗1、簋3、尊2、卣2、爵1、觯3、壶1，另有铅卣、盉、盘各1。又如，北京琉璃河ⅠM65将铜爵1与铅觯1构成组合。

　　西周时期整套铅礼器墓集中发现于洛阳地区，墓主可能是来自安阳的殷遗贵族。铅礼器墓在西周早期进一步发展，表现出三个新特点。一是出现2套铅觚爵墓。殷墟遗址迄今发现的铅礼器墓仅随葬1套铅觚爵，而洛阳车站墓3:01随葬铅爵2，鼎、觚、觯、尊、卣、斝各1，铁路分局C3M196随葬铅爵2、觯1，表明铅礼器群上升至2套觚爵墓的等级层面。二是铅觯出现并进入组合核心。殷墟第四期铅礼器墓尚未见铅觯，而洛阳西周铅礼器墓不仅存在铅觯，还形成铅觯、爵的组合核心，如北窑铸铜作坊M25。三是西周铅礼器存在铸造质量和装饰风格较佳者。殷墟文化的铅礼器多为简化形制，但洛阳车站墓3:01随葬铅觚形尊腹部饰有繁复的大兽面纹，铅鼎、爵腹部饰精细阳线兽面纹，铅觚、卣上也有较为精细的纹饰，精美程度不亚于同时期的青铜礼器。此外，安徽颍上郑小庄残墓也出土了1组铅礼器，计铅鼎2、甗1、簋1、觚2、爵2、觯1、尊1、卣1，属于2套铅觚爵墓，铅觯同样进入器群中，整体面貌与洛阳地区西周早期铅礼器墓较为相似。

　　根据殷墟遗址和洛阳地区的考古资料，从殷墟第四期早段铅礼器墓出现，到晚段流行1套铅觚爵墓，再到西周早期出现2套铅觚爵墓，铅礼器墓在商系文化中一脉相承并延续发展，没有因为商周王朝更替而中断。过去关于殷墟第四期晚段特殊墓葬的探讨，通常将劣质铜明器、仿铜陶礼器和铅礼器归为同一类随葬明器。如今看来，铅礼器是商系文化中连续发展的一类特定材质礼器，而优劣铜礼器墓和成套仿铜陶礼器墓在进入西周后并未延续发展，属于殷墟文化晚期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在殷墟第四期，优劣铜礼器仅存在于3套及以下铜觚爵墓，仿铜陶礼器仅存在于2套及以下觚爵墓，在适用层级上也高于铅礼器墓。铅礼器墓与优劣铜礼器墓、仿铜陶礼器墓不仅在流行时段上存在差异，在发展轨迹和流行层级上也明显不同。

　　殷墟第四期墓葬的分析表明，晚商复杂社会的等级架构持续维系至安阳商都最终衰落。西周殷遗墓葬除代表王权的“亚”字形墓不能再设置外，基本保留商代晚期以来的社会等级架构，为探讨铜觚爵墓所见社会变迁，特别是优劣铜礼器墓和仿铜陶礼器墓反映的历史信息，提供了重要物质文化背景资料。

　　商代晚期墓葬与居址青铜礼器存在产品质量差异。殷墟墓葬随葬青铜礼器的明器化在殷墟文化第二期已出现，墓葬和居址铜器的铸造质量差异随时间推移愈发明显。学者援引殷墟苗圃北地铸铜作坊材料认为，商代晚期铸铜业未发生明显衰落。殷墟第四期居址出土青铜礼器的铸造质量与铸铜作坊出土陶范对应青铜礼器的铸造水平和生产规模显示，商末并未发生铸铜业的衰落。在殷墟孝民屯东南地铸铜作坊殷墟第四期晚段的单位中，出土了四出戟、方座（禁）、加长簋珥等局部特征的陶范，对应风格的青铜礼器发现于陕西宝鸡戴家湾商周之际墓葬，皆为厚重精美的优质铜器。更为直接的证据，来自殷墟第四期晚段的青铜器埋藏坑：刘家庄北地四合院状建筑F79院落内埋藏坑H2498，出土铜尊2、斝1和仿铜陶罍1，3件青铜礼器皆属殷墟第四期，其中铜尊（H2498:1）与西周初年义尊的纹饰风格近似，铸造年代应为商末；刘家庄北地H326出土铜鼎、卣、斝各1，已有学者提出，这些铜器埋藏坑年代应属商王朝灭亡之际。类似例子，还有后冈圆形祭祀坑HGH10出土的青铜礼器、小屯西地出土的大亥作母彝铜簋等。这些铜器铸造精良，时代特征接近西周早期铜器，应是商代最晚的居址铜器，没有发生铸造工艺水平上的退步和简化。殷墟居址和墓葬青铜礼器的质量差异，反映出商人对二者的区分观念，在墓葬铜器群呈现明器化的同时，居址铜器群仍保持较高工艺技术水平。殷墟墓葬中劣质铜明器和仿铜陶礼器的出现和流行，并非晚商铸铜业衰落所导致，而应探寻其他原因。

　　殷墟第四期特殊墓葬出现的原因，有学者认为可能是王朝更替。研究者提出，殷墟第四期第5段进入西周初年，随葬仿铜陶器和铜明器的墓葬“除四盘磨M6外，其余均属Ⅳ5段”。但所举郭庄村北86M6、苗圃北地84M129以及论者自述四盘磨M6等墓葬，年代皆早于殷墟第四期第5段。只有将其所持商周年代断限提早，才能从因果关系上支持“殷墟四期Ⅳ5段大量出现仿铜陶器或明器式铜礼器的现象，当与‘殷纣亡国’有关”的推论。学者已指出，墓葬中将质量较优与明器化的青铜礼器构成随葬组合，在殷墟文化第三期已经出现，近期公布资料的大司空村M646显示，优劣铜礼器墓在殷墟第四期早段已经出现，年代显然早于武王灭商。殷墟刘家庄北地的地层关系同样表明，仿铜陶礼器墓应出现于武王灭商之前。根据刘家庄北地“M15→G1→M858”的打破关系，仿铜陶礼器墓M858下葬于大型沟渠G1开挖前。大型沟渠是社会动员能力较强的工程，属于同一系统的大型沟渠还发现于殷墟新安庄西地，其开挖行为很大可能发生在商末而非周初。G1“底部填有大量的红烧土、打碎的鹅卵石等，可能回填时挖到了周边废弃的房基”这些房屋建筑的废弃不排除与灭商战争有关。M15又打破了G1回填堆积，而此，时应尚未晚至周公东征。根据这组关键的打破关系，仿铜陶礼器墓M858的下葬年代应在武王灭商之前，因此并非商王朝的覆亡导致仿铜陶礼器墓出现。由此可见，优劣铜礼器墓和仿铜陶礼器墓皆出现于武王灭商之前，并不是王朝更替导致两类特殊墓葬的出现。

　　以往认为，信仰动摇、观念变化是殷墟第四期出现特殊墓葬的原因之一。研究者援引传世文献记载“武乙射天”之事，以及殷墟卜辞反映的对祖先祭祀活动用人用牲数量减少等，认为随葬明器是思想变化的产物。另有学者进一步指出，“众多资料表明，商代末期的中小贵族在观念上发生了很大变化”，但同时承认“从被盗大墓中少数残留的青铜器上，仍能看出当时青铜艺术不衰的强劲势头”。殷墟卜辞主要发现于殷墟小屯、花园庄等村附近的宫殿宗庙区，属于王室和高级贵族的占卜档案，但从殷墟后冈91M9、大司空村M303、刘家庄北M1046等随葬青铜礼器群面貌看，并未出现劣质化，更未出现仿铜陶礼器。即便是信仰动摇、观念变化对铜器墓随葬礼器产生影响，结合传世和出土文献的记载，其影响范围应包括高级贵族而普遍存在，但实际情况是两类特殊礼器仅局限于3套及以下觚爵墓层面，并未在5套及以上铜觚爵墓层面产生明显影响。西周早期的殷遗铜器墓不论等级高低，均缺乏劣质铜明器和单独成套仿铜陶礼器，唯有铅礼器墓延续发展至西周早期并上升至2套觚爵墓层面，属于商系文化主动选择的结果。殷墟文化晚期劣质铜明器和仿铜陶礼器的出现和流行，应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不得已而为之，步入西周早期全新文化格局后便基本不再使用。

　　由于殷墟第四期墓葬随葬青铜礼器的明器化，存在使用层级上的产品质量差别，对于劣质铜明器和仿铜陶礼器的出现和流行问题，应透过现象探寻背后更深层次原因。以往探讨中，未充分注意不同等级墓葬间存在礼器质量和材质的差异，因而未从社会层级及其变迁视角考察历史背景。通过前文分析，殷墟第四期5套及以上铜觚爵墓和3套及以下铜觚爵墓，在随葬青铜礼器的产品质量和组合方式存在显著差异，3套、2套、1套觚爵墓之间随葬礼器的产品材质也存在明显阶层差别。尽管殷墟文化墓葬随葬青铜礼器的明器化是商代晚期的整体趋势，但高级贵族墓的青铜礼器相对量大、料足、质优，中小贵族墓的青铜礼器相对量少、料缺、质差，不同等级墓葬的青铜礼器质量差异，在进入殷墟第四期后表现得更为显著。成套优质铜明器在殷墟文化第三期2套及以上铜觚爵墓中普遍存在，但至殷墟第四期晚段，则收紧至5套及以上铜觚爵墓层面；劣质铜明器在殷墟文化第三期主要存在于1套铜觚爵墓中，2套铜觚爵墓有少量发现，至殷墟文化第四期晚段，则普遍存在于3套及以下铜觚爵墓层面。劣质铜明器流行社会层级的提升，反映殷墟第四期中小贵族的社会经济地位衰落，中小贵族与高级贵族之间的社会经济地位差距显著增大。

　　以10套、5套铜觚爵墓为代表的少数高级贵族，在殷墟第四期仍然可以维持整套优质铜明器，并未随葬劣质铜明器和仿铜陶礼器，较高的社会身分地位，是其得以维持旧例的主要原因。据统计，商代赏赐类铭文的赏赐者以商王为主，占比53%，子（大子）占比17%，其他赏赐者多是执行商王授意的赏赐行为，赏赐物以贝最为常见，占赏赐类铭文总数的80%。戍嗣子鼎、亚鱼鼎、寝鱼爵以及传世的小臣邑斝、宰椃角、小臣艅尊、方鼎等商末铜器，皆为料足质优的青铜礼器，作器源自商王赐贝。结合殷墟考古发现，商末的铜料资源和大型铸铜作坊应是在国家掌控下，铸造优质青铜礼器也应为国家层面统筹。商王朝通过等级制度确立统治秩序，以赐贝作器作为维护统治秩序的措施之一。在严格的等级社会中，社会地位较高者通常可以获得相对充足的赏赐，从而实现优质青铜礼器的铸造、使用和整套优质铜明器随葬，因此5套及以上铜觚爵墓并未出现劣质铜明器，也无须使用仿铜陶礼器。

　　劣质铜明器和仿铜陶礼器在3套及以下觚爵墓的出现和流行，应是国家层面的资源分配所致，而非中小贵族观念变化的主动选择。根据文献记载，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论语·泰伯》）。随周人势力的崛起和扩张，商王朝能够实际控制的范围相应收缩，可能已影响铜料资源获取，从而加剧商王朝贵族之间在随葬礼器方面的分化。在社会等级架构下，如果铜料资源获取受限，首先应保障王室成员和高级贵族铸造铜器的资源供给，中小贵族的铜料资源供应便会相应减少，步入礼器铸造困境。优先满足居址青铜礼器用料和铸造，又会挤压随葬青铜礼器用料，导致铸造工艺下降。劣质铜明器在殷墟文化第三期主要集中于1套铜觚爵墓层面，殷墟第四期2套和3套铜觚爵墓面临同样困境，无法随葬成套优质铜明器，而是尽可能将居址中的优质铜器用于随葬，仅以劣质铜明器作为器类补充，构成完整随葬礼器组合。殷墟西区M1713出土铜器铭文显示，墓主在帝辛七祀曾获商王赐贝作器，寝鱼爵和亚鱼鼎原本是用于祭祀父兄的礼器，并不属于成套葬器，但在墓主下葬时不得不将优质铜器与劣质铜明器构成完整组合埋入墓中。比上不足，比下有余，3套铜觚爵墓尽管无法像5套及以上铜觚爵墓随葬成套优质铜明器，但直至殷墟文化最末阶段，仍然可以维持成套的铜礼器随葬，情况显然仍优于随葬仿铜陶礼器的2套及以下觚爵墓。将优质铜器埋入墓中，势必进一步导致居址铜器短缺，殷墟刘家庄北地铜器埋藏坑H2498青铜尊、斝与仿铜陶罍同出，戚家庄、刘家庄等地墓葬所出刻铭和铸铭劣质铜器，皆是居址铜器发生短缺的表现。由于铜料资源分配的纵向等级差异，加之获取铜料资源的横向不平衡性，为了维持旧制，一部分2套及以下觚爵墓层级贵族，甚至无法实现成套劣质铜明器随葬，随之出现随葬整套锡衣仿铜陶礼器的特殊举措。

　　安阳商都是王朝核心，其社会经济发展趋势不可避免波及商都以外。山西灵石旌介、闻喜酒务头，河南荥阳小胡村、罗山天湖，山东长清兴复河、滕州前掌大、青州苏埠屯、寿光益都侯城，河北定州北庄子等地，分布着商王朝国家统治的分支力量，以上各处不乏10套、5套、3套铜觚爵墓，数量最多的是2套、1套铜觚爵墓，墓主生前均是统治各地的中坚力量。从安阳商都以外大体同时的铜器墓材料看，5套及以上铜觚爵墓同样随葬质量较优的青铜礼器，如山西灵石旌介M2（爵10、觚4）、闻喜酒务头M1（“甲”字形墓，爵6、觚5）、山东长清兴复河墓葬（爵5、觚3）、寿光益都侯城墓葬（爵5、觚3）等。其中酒务头M1、益都侯城墓葬的随葬陶器群面貌，表现出与安阳商都的密切文化联系。安阳商都以外，也出现了高级贵族墓和中小贵族墓在随葬青铜礼器质量方面的明显差异，如山东青州苏埠屯M1（“亚”字形墓）残存铜器和M8出土铜器群（“甲”字形墓，爵4、觚2），皆属精美优质铜器，但苏埠屯M7铜器群（爵3、觚3）则分为两组，其中1套铜觚爵“制作精美，纹饰精致，有‘亚醜’铭记”，其余铜鼎、簋、觚、爵“制作简陋，只有凸弦纹及由突棱、乳钉纹组成的简化饕餮纹饰”，表现出3套铜觚爵墓在随葬铜器群质量方面的变化。又如山东寿光益都侯城墓葬在随葬青铜礼器的同时，出现仿铜陶鼎、爵、尊，显然受到安阳商都的文化影响。整体上看，受到安阳商都影响的区域主要是商文化核心区以西的晋南地区和以东的海岱地区，恰好是商周鼎革过程中“戡黎”、“克商”、“践奄”等重大事件发生地域。殷墟第四期铜器墓所见中小贵族的式微，进一步发展为商文化分布区内较为普遍的文化现象，是商王朝衰落过程在考古学文化层面的重要表现之一。

　　王朝衰亡是一个漫长、复杂的历史过程，《史记·殷本纪》所载“殷道衰”、“殷衰”、“殷复衰”、“殷益衰”等简短文字描述，隐含丰富历史信息。殷墟第四期铜器墓及西周早期殷遗墓葬反映的社会等级架构及其变迁，可从物质文化方面揭示商王朝衰落的内在原因。

　　殷墟文化第一期至第四期墓葬中，一直有明器化青铜器随葬，这种现象随时间推移逐渐显著。殷墟文化第三期时，中高等级贵族在随葬青铜器方面正常维持殷礼要求，但小贵族社会经济地位衰落的态势已经显现。进入殷墟第四期，5套及以上铜觚爵墓仍随葬成套优质铜明器，而3套及以下铜觚爵墓流行劣质铜明器，并将居址铜器与劣质铜明器构成礼器组合，表明经济衰落情况由小贵族延伸至中小贵族层面。劣质铜礼器向更高社会层级发展的现象背后，反映出晚商社会中小贵族社会经济地位的急剧衰落，中小贵族与高级贵族之间社会经济地位差距空前增大。中小贵族是商王朝统治阶层数量最多的人群，是维护正常统治秩序的中坚力量，其经济状况从内部影响了晚商社会的稳定。

　　应当承认，商王朝的衰落是诸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经济基础危机是政治统治上层建筑发生动摇的决定力量，殷墟中小贵族社会经济地位的变化，是商王朝衰落过程中不可忽视的现象。社会经济危机是商王朝衰落的内在表现，也是中国古代王朝治乱兴衰历史经验总结的重要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