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19年，丹麦国家博物馆馆长汤姆森提出了著名的“三期说”概念。从此，石器时代、青铜时代、铁器时代的概念渐渐深入人心，欧洲的古物学也迎来了突破性的进展，得以逐步过渡为真正的考古学。然而，再石破天惊的理论也难以尽善尽美——这三个时代仅从总体上提供了相对年代的前后关系，具体到一个地区、一件器物时，就需更详细的考证了。铜器同样如此。随着考古发现的不断增多，人们发现，在新石器时代进展的过程中，青铜时代的胚胎已在孕育，两者之间的界限并没有像它们的名字所表述的那样泾渭分明。接下来，笔者将谈一谈早期铜器在中国的起源、发展及其他相关问题。

　　铜石并用时代是考古学中使用十分广泛的概念。早在19世纪后期，就有人提出了这一名词。它在广义上属于新石器时代，但又是从新石器时代过渡到青铜时代的关键时期。这一概念在中国学界的争议较大，许多学者认为中国的铜石并用时代大致等同于新石器末期的龙山时代（约3000BC—2000BC），以仰韶时代晚期为上限，以二里头文化为下限；亦有学者不承认中国存在铜石并用时代等等。造成以上分歧的原因可能是由于对该时代的不同理解或考古资料的缺乏造成，但不论如何，在新石器时期，中国地区已存在铜器，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

　　自然界中存在许多天然的红铜矿石，即纯铜矿石。这些红铜的硬度较低，只需捶打就可加工成铜器。一般认为，人们最先利用的就是这类红铜，大量早期红铜器的出现也证明了这一点。因此，一些学者将铜石并用时代直接称作“红铜时代”。不过，中国的铜石并用时代自有其特色，一个具体的表现就是“就地取材”，红铜、黄铜、青铜材质的铜器在这片广袤的大地上共存【i】，不可用“红铜时代”一言以蔽之。

　　严文明先生曾根据铜器的发展情况，将中国的铜石并用时代分为两期，早期为仰韶时代晚期，晚期为龙山时代。不过，他本人也提到，这两个时期“原则的区别是没有的”，只是仰韶晚期的铜器极少，而在龙山时代，铜器进入了社会生活中的许多领域，制作技艺也有了进步。这一分期的本意还是希冀能有利于对铜器的发展研究，而不是为了分期而分期。

　　至于在本文中所提及的“早期铜器”概念，则是指铜石并用时代以及青铜时代早期的铜器；换言之，即商代以前的铜器。

　　在铜石并用时代之前，人们对于铜已经有了偶然性质的、零星的利用。就世界范围而言，西亚和东南欧地区铜器的出现可早到接近公元前9000年。在伊朗的安纳托利亚和艾利库什地区，人们发现了一些年代在约公元前第9千纪到第7千纪之间的零星的小件铜器【ii】，包括铜珠、铜针和铜锥。这些铜器大多是红铜制成。

　　在中国河渭地区，陕西临潼姜寨出土的铜器格外引人注目。该遗址出土了一件铜片，一件铜管，它们都属于仰韶时代早期（5000BC-4000BC）的半坡文化。这两件铜器的材质均为黄铜，铜片为熔铸而成，铜管为铜片卷成。这两件铜器不仅材质不是一般认为人类最容易利用的红铜，年代也比大部分的“第一批”早期铜器早了一千多年【iii】，明显脱节，故引来了诸多争议。不过，一些学者通过实验证明，“早期黄铜的出现是可能的，只要铜锌矿存在的地方，原始冶炼（可能通过重熔）可以得到黄铜器物。”事实上，黄河流域的铜锌或铜锌铅共生矿相对丰富，而黄铜的熔点也比红铜更低，所以对掌握了烧陶技术的姜寨人而言，在偶然的情况下冶炼出黄铜是有可能的。

　　以上这些铜器的发现无疑是振奋人心的，但我们仍然强调，人们从开始认识、利用铜到有意识的人工开采、冶炼铜是需要过程的，零星铜器的发现不等于人类已经进入了铜石并用时代。一些学者认为，史前人类是在制作石器的过程中偶然发现了铜矿石的较好的可塑性和延展性，而后又进一步发现铜在足够温度下可以软化乃至融化的特性；一些含铜矿石有着绚丽颜色（比如孔雀石），这会吸引人们收集它们，甚至做成装饰品。在长时期的接触、认识以及必要的条件具备之后，人们才逐渐掌握了铜的特性，并开始有意识地提炼、选取铜或者铜合金来制造器具。

　　冶铜技术的发明“在人类历史上有着划时代的意义”。至少在公元前3800年前后，伊朗地区有了人工冶炼铜的踪迹；公元前2800年前后，含锡青铜出现在伊拉克地区。冶铜技术的萌生推动着诸多考古学文化进一步发展——到公元前两千纪中叶，欧亚大陆上的许多文化已经进入了青铜时代，中国也迎来了辉煌的夏商时期。

　　冶铜技术的产生有三个必需的条件。一是矿石。在自然界中，孔雀石含铜量高达57.4%，是常与自然铜矿伴生的矿石。其他如硅孔雀石、绿松石、磷铁铜矿石同样具有一定含铜量。中国境内铜矿的分布较广。在长江中下游地区，古时的扬州、荆州地域以产铜著称，而江西的德兴铜矿被誉为“亚洲第一大铜矿”；在黄河中下游地区，中条山是著名的铜矿分布区，早在夏商时期就有人开采；燕辽地区有铜矿和少量锡矿，位于内蒙古的林西官地大井古铜矿遗址，表明从西周时就有人利用当地的铜矿；甘青地区的有色金属矿藏丰富，川滇地区也同样有铜矿的分布。由此来看，中国地区具备着冶铜技术发明的“硬性条件”。

　　陶器的烧造技术为冶铜技术的产生奠定了基础。还原性烧造气氛也是冶铜术产生的必备条件之一，而在古人烧陶的实践中，灰、黑陶就是在还原性烧造气氛下诞生。在大汶口文化晚期与龙山文化中，灰、黑陶的比例甚至能超过90%。著名的蛋壳黑陶，陶壁仅厚0.5—1毫米，黑亮光洁，敲击有铿锵声，可以媲美后世的瓷器。这也证明当时工匠们对窑炉内还原气氛的制造、控制已经得心应手。

　　高温是冶铜术产生的第三个必备条件。铜的熔点是1083℃，而新石器时代早期的陶器烧成温度一般在680℃-920℃内，到了中、晚期就可达900℃-1050℃，甚者还有高达1200℃的。考虑到一些合金（如黄铜）的熔点较铜更低，我们可以认为，从新石器时代中期起，各地区的许多窑炉就已经具备了冶炼铜的温度条件。

　　任何一项技术的发明，都需要扎根于当时的社会物质、文化等情况。在物质方面，万年前开始的“农业革命”促进了人类社会的第一次大分工即农业与畜牧业的分工，并进而引起了第二次大分工即手工业和农业的分工。制陶业等手工业成为独立的手工业部门，有的具备相应的组织和一定的分工，甚至存在更高层次的专业组织（这个组织应属于一个更大的社会集团的专业队伍，以高级技工为骨干，按照一定的构思制作手工制品、建筑等，绝非随便一个氏族部落就可以拥有）。已经大大发展的社会生产水平、玉器和陶器制作技术的娴熟为冶铜技术的诞生准备了温床。此外，冶铜技术依赖于大量人力资源的投入，如果当地对于铜器的需求不能容纳抵消发展冶铜产业本身所带来的对手工业体系和社会生活的不良影响，那么冶铜技术就可能在初期的发展中受到极大的挫折乃至夭折。

　　至于人们在与铜矿石接触中渐渐加深了对铜的认识这一点，在第二部分最后已有提及，这里就不再赘述。

　　在龙山时代，中国早期的铜器大致可以划分为两个系统。一个属于亚欧草原常见的铜器铸造技术传统，深受西来文化的影响，分布在广大的西北地区；一个属于本土的发明，是以复合泥范铸造铜容器的技术系统。

　　东西方间较为明确的早期的文化交流就是从铜石并用时代开始的。此时的东西文化交流涉及三条通道：一是中亚北部——北疆的草原北道，一是中亚南部——南疆的绿洲中道，一是高原南道。韩建业等人对新疆地区的铜器做过系统性的研究，发现新疆地区的铜器发展明显比中原地区快（甚至早期铁器也是如此）【v】，受到了西来文化的显著影响。比如，哈巴河县阿依托汗一号墓群出土了含砷红铜和类砷青铜材质的铜环，而该墓地所代表的阿依托汗文化总体属于来自南西伯利亚的阿凡纳谢沃文化系统——具备典型的仰身屈肢葬式、尖圜底陶器与圆形墓围等特征，其出土的近方形铜环也与阿凡纳谢沃文化铜环形态基本一致，应是箍钉木桶一类器物的环扣。而阿凡纳谢沃文化已经具有明显的过渡到青铜时代的性质【vi】。甘青地区的马家窑文化马家窑期的代表器物包括几件绘舞蹈纹的陶盆，而类似的图案在公元前9000多年的西亚、东南欧等地就有发现；另有一件青铜刀【vii】，也不排除受到西方影响的可能。

　　在新疆，布尔津县阔帕尔墓葬中出土了一件切木尔切克文化（该文化被视为阿凡纳谢沃的姐妹文化）晚期的铜剑。尽管这件铜剑没有经过科技检测，但根据銎铲范等较典型的器物判断，该铜剑应该和青铜中期的安德罗沃纳文化年代相当。约在公元前1800—1400年的阿敦乔鲁文化同样属于安德罗诺沃文化系统，青铜器文化发达。其中阿敦乔鲁出土的铜器均属于锡青铜，而吉仁台沟口和泉水沟遗址则存在着与冶炼青铜器有关的遗存。约在公元前2000—1300年的天山北路文化同时具有与阿敦乔鲁文化接近的青铜器技术、当地的“土著”文化因素和来自河西走廊四坝文化（火烧沟文化）的彩陶文化。

　　在甘青地区，人们在洮河流域以北的永登蒋家坪遗址发现了一件马家窑文化马厂期的铜刀，系铸造而成，年代大体在公元前2300年－公元前2000年。

　　至公元前第三千纪末，冶铜生产在西北地区实现了本土化。张掖西城驿遗址的第一期即马厂期出现了冶铜炉渣；至西城驿第二期即西城驿文化时期（约2100BC—1600BC），来自西方的大麦、小麦在遗址中大量出土，同时，继续发扬光大了自马厂期起兴盛的冶铜技术。炉渣、矿石、炉壁、鼓风管、石范等的大量发现也证明该遗址已可能成为河西地区的一处冶金中心，而此时，河西走廊的西部也已遍布与冶铜相关的遗址。西城驿遗址的第三期为四坝文化早期，在这一时期内的遗存包括一件疑似铸造四羊首铜杖头的残石范。西城驿遗址二期以使用红铜为主，第三期以使用合金为主，开博体育合金中又以砷青铜出现最早，锡青铜次之【viii】。

　　在距今3700年前后，河西地区又兴起了一支四坝文化。四坝文化或许可与中国古籍记载的“西羌”对应。其铜器多为砷铜材质，其中某些制品如銎斧、四羊首权杖头、柳叶形长矛等与中亚、欧亚草原地区铜器有明显的相似性，可能受到了中亚、欧亚草原乃至西亚地区砷铜制作工艺的影响。

　　与西城驿文化、四坝文化几乎同时活动在河西地区的，还有齐家文化。齐家文化被认为是分布于甘肃中南部的马家窑文化的继承者，其在河西走廊的出现是该文化人群向西扩张的结果。当时西城驿“先进”的冶金技术很可能吸引了东边的齐家文化，导致了齐家文化人群的西进与引入冶铜技术。比较有名的包含齐家文化遗存的遗址，如皇娘娘台、宗日遗址等，多出土铜器，但已是齐家文化到达河西走廊后的事情。两种文化在冶铜方面存在着“混合”的情况，故有学者提出“西城驿－齐家冶金共同体”这一概念。这一共同体起初以冶炼红铜为主，后期增加了利用含砷、锡等元素的铜矿石的冶炼青铜器的技术。它在冶铜上也表现出一定的先进性：一批冶铜聚落在黑河与北山之间形成；而就整个生产流程来看，当时的采矿遗址与冶炼遗址分离，铸造也与冶炼空间相对分离。这一共同体的辐射地域东至新疆，北至内蒙等地。总体上，这一阶段的甘青地区依旧受到了来自欧亚草原文化因素的影响。

　　接下来，我们将目光投向更东边。在陕北的石峁遗址，人们同样发现了一些可能西来的文化因素。该遗址出土的铜器包含两个阶段，即石峁文化（2300BC－1800BC）与之后的朱开沟文化（1600BC－1400BC）。该遗址出土的铜器材质多样，以红铜、锡青铜为主，合金化程度不高，与西北、中原的早期铜器都有相似之处。在石峁遗址的皇城台区域还曾发现一件铸铜石范。这一时期，河套地区的诸多遗址都出现了齐家文化的身影。根据研究，学者们认为当地的铜器与西边发展起来的齐家文化有着密切联系，或许就是二者冶金产品流通的实证。此外，在朱开沟遗址发现的喇叭状口的耳环被认为受到了欧亚草原安德罗诺沃文化因素的影响。

　　我们在上文已提到西方文化传入东方的三条路径，即草原、绿洲、高原三条通道。在中国地区内部，西来文化传到中原核心区的流转路径又至少有两条。一是经河西走廊，通过陕北高原、晋南盆地（陶寺）到达河洛地区【ix】，二是从甘青地区传入关中直至河洛。第一条通道的情况，笔者在上文已经大致描述；而第二条通道的作用较第一条似更为重要。在第二条通道中，关中成为甘青的齐家文化和河洛的二里头文化交流的关键媒介。齐家文化与二里头文化间存在着明显的过渡地带，其中尤以老牛坡类型遗存和东龙山类型遗存为典型。从关中到河洛的路线又可以分为三条，一是顺着伊河、洛河而下进入洛阳盆地，二是顺着丹江南下，到达河南的南阳盆地，三是西周时期开始利用的由西安向东北过潼关、陕县入洛阳盆地的交流通道。这里的西来文化，主要指的是西北地区一些已经进入青铜时代的考古学文化，而欧亚草原等地的文化影响则更加间接。一些学者指出，在二里头遗址中发现的倒钩铜矛、环首刀等铜器的形制是欧亚草原塞伊玛·图尔宾诺文化传播的结果。塞伊玛·图尔宾诺文化与安德罗诺沃文化大体同时，也有学者将它们归于一个文化系统即塞伊玛·图尔宾诺—安德罗诺沃文化系统。塞伊玛·图尔宾诺式的带倒钩矛，就是通过天山北麓传入河西走廊，以齐家文化为中介，途径陕北高原地区而辗转抵达中原核心区的。当西来文化因素传入到洛阳盆地，这一地区也迎来了一个繁盛的时期，熔铸出一个璀璨的青铜文明。

　　需要注意的是，这几条通道不仅为齐家文化所“利用”，也为二里头文化的传播提供了路径。镶嵌绿松石铜牌饰的传播就是一例。过去曾认为绿松石铜牌饰源自西北地区，但根据近年的研究，绿松石铜牌饰存在源自中原地区的可能性，而在齐家文化中发现的同类器物，是受到二里头文化因素影响并结合本地特色制作出的器物【x】。

　　总的来说，在西来青铜技术的影响下，中国在广大的西北地区逐步形成了一个以二合石范铸造工具、武器和装饰品等铜器的技术系统。该地区铜器的发展受到欧亚草原地区考古文化影响，率先进入了青铜时代。据此，一些学者建议将中国青铜时代的上限提早到公元前2500年。相较于西北地区，中原核心区（伊洛盆地）青铜时代的到来，在出现时间上具有滞后性，其突然性的繁荣与西北地区已经繁盛的青铜文化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几乎与西方青铜技术传入新疆等地同时，约公元前3000—前2500年，黄河中游和西辽河流域等地都开始零星发现铜器甚至出现锡青铜，而此时中国大部分地区的社会也恰好发生了变革。

　　到龙山时代后期至青铜时期早期，中原地区逐步形成了一个以复合泥范铸造铜容器的系统，含铅合金的制作开始兴起。铜容器是中国青铜文明不同于其他青铜文明的重要特征，而这一特点在陶寺、河南登封王城岗、新密新砦等遗址中就初现端倪。接下来将着重介绍一下陶寺遗址出土的铜器。1983年，人们在陶寺晚期的一座小墓M3296中发现一件含砷红铜的铜铃，表面有清晰的麻布包裹留下的痕迹，其横断面为菱形，顶部中央略偏处有一可能用来安放铃舌的小孔，另有明显的不规则漏铸透孔——这佐证了这件铜器采用了复合范铸造的方式。这也是中原地区发现的唯一有明确出土层位和年代的早期红铜器。考虑到铜器在当时的稀有性，这件铜铃的功用无疑与“礼乐”相关，或者是表明墓主人身份的礼器。陶寺晚期曾经发生过毁墓行为，墓主人得到的这件铜铃或许就是从曾经的王族墓地里挖出来的。此外，陶寺遗址还出土了铜环、铜铃、铜容器残片、铜蟾蜍等，种类多样，侧面反映了当时铜器生产的先进性。有的学者据此认为，中国青铜文明萌芽于陶寺文化，陶寺出土的铜器群是夏商周三代青铜文明之源。

　　二里头文化属于夏文化，是在吸收了来自诸多地区不同文化优秀成果后发展出的一朵奇葩，是华夏青铜文明形成研究中的重要一环。很多学者将二里头文化的出现视为青铜时代的肇始。在二里头遗址中，人们发现了一处大型的铸铜遗址。这处铸铜遗址从二里头遗址的第二期（1740BC—1600BC）一直延续到第四期（1564BC—1521BC），其中发现了多座工场性质的作坊和大量冶铸遗物。这时期出土的铜器以锡青铜、铅锡青铜等为主，就形制而言，包括农具、兵器、容器、乐器以及饰品，其中最具特色的当为铜容器。这些铜容器也被学者们根据形制分成了两期，早期是铜仿陶，晚期渐渐自成体系。在铜器技术方面，这时期的人们应该已经掌握了铅锡青铜等合金的制作方法，铸造方法上基本为范铸法，且呈现出清晰的发展脉络：单范铸造——多范铸造——复合范铸造。事实上，尽管二里头文化的铜器技术还带一定原始性，但总体上已不属于原始阶段，在其之前应该还有一个较长的发展阶段。

　　在与二里头文化大体同时、更东边的岳石文化，其铜器则以工具为主，多见青铜材质，且铜器的形制与二里头文化接近。辽西地区的夏家店下层文化的铜器也有类似的特点。一些学者对大甸子遗址中出土的该文化的铜器进行分析检测，发现当地的居民已分别掌握了锻造、铸造技术所需的适宜的合金配比，并根据要制作的不同器型来决定制作方法。

　　二里头文化以后，起源于中原地区的复合泥范技术系统继续发扬光大，比较典型的代表有四川三星堆遗址、安阳殷墟遗址等，且与二合石范系统出现了融合趋势。总体上这个时期青铜器发达，进入夏代晚期和商代所代表的成熟文明社会阶段。公元前1000年，黄河、长江流域进入西周时代，其青铜文化仍然保持了一段时间的繁荣，但此时的新疆地区已经进入早期铁器时代。

　　多年以来，人们将城市、文字、青铜器当作文明的“三要素”。如今有许多学者对此提出异议，认为各地区的不同文明都有着属于自己的独特情况——许多文明“三缺一”甚至更多，但依旧进入了国家阶段。不过，青铜仍然是文明社会的因素之一。而在中国，本土青铜器的发展一度落后于社会的发展。韩建业等学者就认为，西亚、中国地区是同时进入文明社会的，但此时西亚已经迈入青铜器时代，而中国还在铜石并用时代 。

　　韩建业认为，进入铜石并用时代以后，社会中父系家庭和家族组织的地位日渐突出，比家族公社更高级的家族公社群甚至超级聚落群普遍出现，战争也越发频繁（内蒙古中南部等地发现的大量具有防御性质的石城即为明证）。同时，各地区社会发展的状况也有不同，并由此产生了不同的文化模式。有的地区贫富分化严重、社会分工明确，即“波澜起伏、事死如生、富贵并重、奢侈浪费”的东方模式，而有的地区社会分化相对不明显，即“稳定内敛、生死有度、重贵轻富、井然有礼、朴实执中”的北方模式和中原模式。这些模式对中华文明的形成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在青铜时代出现明显的融合趋势，至秦汉则基本融为一体。

　　另外，还有必要对人类对红铜、砷铜、青铜的选择以及锻造技术做一些补充。红铜是人类最早使用的金属材料，而砷铜是人类最早使用的铜合金。自然界中的铜矿中往往含有一定量的含砷矿石，故人类冶炼最开始冶炼红铜的时候，也容易冶炼出砷铜。后来，人们逐渐发现砷铜优秀的可锻性能和延展性及更高的硬度，开始尽量选择含砷的铜矿石，并试验出了比较合适的砷、铜配比。再到后期，人们又发现锡青铜、锡铅青铜具有良好的铸造性能和高硬度，于是有意识地寻找相对稀少的铜锡共生矿，制造这类合金。总的来说，新材料优良的机械性能是其能代替旧材料的重用原因。在中国地区，由于矿产资源分布的不均衡，当地的居民们在一开始常常是有什么炼什么，不一定都从冶炼红铜开始（比如姜寨中发现的黄铜片和黄铜管）。另外，中国的早期青铜时代铜器的一个显著特点是有高铅含量。

　　从以上人类对铜器材质的选择中也可以看出，锻造、铸造技术的进步对于铜器材质的变化也有推动作用。一般认为人们开始时用冷锻的技术（即在常温下锻造）打成铜器，后来发现自然铜在加热条件下可以变软，更易锻造出想要的器型，由是发明出了热锻技术。后期，原始居民们发现铜在火堆中经受持续地高温烘烤时还会熔化成液态，当流到某种容器中并冷却凝固以后，就会形成这种容器的形状。这一发现促成了铸造（熔铸）技术的诞生。一件铸造的铜器也可再进行锻打加工。而同种类的铜用不同方法造出的铜器，其耐用度、硬度等方面也会产生差别，这就促使人们寻找最合适的铜器材质和制作铜器的方法、工艺流程。在中国，由于各地区情况不同，人们对各类技术的掌握程度也不一样，呈现出不平衡的特点。有的地区冷锻、热锻技术较铸造技术更高超，而有的地区则相反。

　　尽管我们在探讨中国铜石并用时代的铜器体系时，着重讲述了西来文化对中国地区铜器的影响，但也不能因此忽视中国地区文化的“西去”现象。早期的东西文化交流主要以人群活动的扩展、迁徙和流动为主，有时候“西风东渐”，有时候“东风西渐”，没有谁能在这场文化交流中充当“绝对的主角”；而在中国“重瓣花朵”的中间，诞生了一个吸收了诸多文化因素的、代表中国青铜时代早期的二里头文化。这些远古的事实，直到今天依旧可以发人深省，为人们探求不同国家乃至不同文明的相处之道提供了范例。

　　ii 在艾利库什发现的铜珠年代为6500BC-6000BC左右。见参考文献（1）。

　　iii 陕西渭南北刘遗址“庙底沟时期地层”出土一件黄铜铜笄，年代为3900BC—3000BC。见参考文献（4）（7）。

　　iv 本文所指西方文化，主要指包括西亚、北非、中亚南部、南亚和欧洲南部在内的“早期西方文化圈”，见参考文献（9）。

　　v 新疆地区进入早期铁器的时间同样比中原等地早。在公元前1000年前后，新疆地区的铁器逐渐增多，社会也发生了很大变化，进入了早期铁器时代。见参考文献（4）。

　　vi西亚和东南欧地区铜器冶炼纯铜的年代至少可早到约公元前5500年。西亚铜石并用时代大约在公元前6000～前3100年，东、南欧大约在公元前5200～前3500年。阿凡纳谢沃文化的来源被认为是在亚欧草原西部地区，也就是东欧草原地区，这支亚欧草原中部铜石并用时代文化的年代已经比东欧晚了许多。见参考文献（4）。

　　vii 甘肃东乡林家马家窑类型出土了一件锡青铜刀，年代约在公元前3000年，熔铸而成，局部还经过冷锻加工。见参考文献（1）（25）。

　　viii 学术界一般以2%为界划分铜器的合金类型。如，某一件铜器含锡量和含铅量都超过2%，即可视为铅锡青铜。见参考文献（26）。

　　ix 陶寺遗址同石峁遗址都出土了铜齿轮形器，这也被认为是欧亚草原文化浪潮深入黄河流域地区的一个证明。见参考文献（13）。

　　x  陈小三老师通过对比镶嵌绿松石铜牌饰的纹饰与龙山时代晚期流行纹饰和商周兽面纹饰，指出尽管绿松石铜牌饰局部受到过中原地区文化的影响，但其真正来源仍然是齐家文化。见参考文献（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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