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于煮熟食物或煮汤，或在宴飨时用作盛肉与调味品的器具。青铜鼎除了用作贵族日常生活中的炊煮器外，还是贵族们进行祭祀等礼制活动时的重要礼器。青铜礼器不仅标志贵族个人身份等级，一些特殊重器还是政权之象征。西周时期发展了宗法制度、封建制度（分封制），《周礼》中有“天子九鼎、诸侯七鼎、大夫五鼎、士三鼎”的记载，规定了用鼎制度。古籍文献中流传的“禹铸九鼎”“问鼎中原”等，都说明了鼎的特殊地位。

　　鬲与鼎的用途相似，也是一种烹煮食物的炊具。其与鼎的区别在于鼎可分为明显的腹部和足部，而鬲的腹部和足部则不分开，腹呈袋状，足较短，这种袋状结构有利于扩大液体的受热面积，更容易加热食物。

　　甗是一种用来蒸食物的炊具。从形制上看，甗可以看成是二器合一的器物。上部为大口盆形的甑（zèng），可盛放食物。下部为鬲（lì）用于装水，鬲和甑之间还有一块带十字形孔或直线孔的圆形铜片。使用时，在器物底部烧火，蒸汽通过铜片将甑（zèng）内食物蒸熟。怎么样，是不是与我们平常生活中所用的蒸托很像呢？

　　盛食器和温食器。簋作为礼器时，一般会和鼎配套使用，鼎和簋的使用数量也是随着所有者身份的变化而变化的。周天子祭祀用“九鼎八簋”，诸侯“七鼎六簋”、卿大夫“五鼎四簋”、士“三鼎二簋”。

　　盨为盛放粮食的器具。盨使用的时间较短，流行于西周晚期，至春秋前期就已经罕见。盨的形制为圆角长方形，有盖。盖顶有四矩尺形或环形钮，或有圈足形捉手。多有圈足或在器底径接四足。

　　青铜簠与青铜盨（xǔ）用途较为相近，为盛饭食之器。簠流行于西周晚期至战国时期，其形制是一种长方形斗状，器盖同形，可互相扣合。

　　豆是盛放腌菜、肉酱的器具，也可盛放饭食，相当于我们现在使用的菜盘，豆的形制与后世的高足盘相似，器腹如盘，圜底，腹下有长粗柄，柄下有圈足。

　　使用时，常以偶数组合使用，故有“鼎俎（zǔ）奇而笾（biān）豆偶”的说法。但出土和传世的青铜豆较少，这可能是当时人们多用陶豆、漆豆和竹木质豆，不易留存到现在的缘故。

　　俎，是一种用来切肉和盛肉的几案，其高度和功能与当时人席地而坐的习惯是匹配的。青铜俎则出现于商代，到了西周，俎的形式更加丰富，并在周礼中占据了重要位置。大型祭祀结束以后，主祭人会把肉分给亲属和下级。先秦典籍中常见周天子为诸侯颁赐祭肉的记录，这种祭肉通常被叫做“胙（zuò）”。吃肉时，需要把熟肉放在俎上，用刀切割，肉的汤汁则会顺着俎面上的镂空流下来。成语“人为刀俎”比喻任人宰割。

　　饮酒器和温酒器。爵最早出现于新石器时代，而青铜爵出现于二里头时期。爵是商代最为常见的礼器之一。

　　温酒器。斝和爵的区别在于，斝的容量更大，没有流和尾。据《礼记》《左传》等文献所载，斝主要是用来行祼礼的酒器。斝也是青铜器出现最早的器物之一。

　　角与爵的用途相仿，大小相似，不同之处在于角没有流，且口沿也没有柱。造型就像一只展翅的飞鸟，十分美观。与爵相比，角的数量远不及爵，且大多纹饰精美。

　　饮酒器。常见的觚为圆体，而这件觚造型独特之处在于形呈方体，在早期青铜觚中尚为孤例。说明当时的青铜工艺在规范化的基础上，也开始追求突破与创新。

　　饮酒器。觯最早在二里头时期就有发现，盛行于商代。《礼记·礼器》有记载：“宗庙之祭，尊者举觯，卑者举角”。觯的形制似小尊，横截面多为椭圆形，少数为圆形，敞口，或有盖，下腹鼓 ，有圈足。

　　盛酒器和饮酒器，流行时间约在商代中期至西周早期。其出土数量远较其它青铜酒器为少，目前见于著录的不过百余件，且大都见于墓室规模大、等级较高的贵族墓葬中，在商周青铜礼器组合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是王室贵族“明贵贱，辨等列”的标志，也是统治阶级权力和地位的象征。

　　觥的造型多以野兽为蓝本，盖是兽头和兽背，器身乃兽腹，足部为兽足，兽口一般不密封，方便美酒从中倾倒而出。

　　盛酒器。尊的形制为敞口，束颈，折肩，腹下收，圈足。从考古发掘资料来看，在中原与关中地区，尊作为随葬礼器往往与卣或方彝相配，流行于商代前期偏晚至西周中期。

　　盛酒器，也有盛水的用途。流行于商晚期至春秋中期，分为圆罍和方罍。从商到周，罍的形式逐渐由瘦高转为矮粗，繁缛的图案渐少，变得素雅。罍在形制上和尊有相似之处，一般而言，肩宽大于口径就是罍，而肩宽小于口径就是尊、卣。

　　酒礼器或盛水器，出现于商代早期。商人重酒，青铜瓿是随着殷商民族的崛起而产生的，在商代青铜礼器中占有比较重要的地位。

　　盛酒器，盛行于商代。彝的外形如同商代的宫殿建筑一般，是等级较高的贵族使用的器物。

　　盛酒器，青铜卣出现于商代早期，常作为随葬物出现在一些规格比较高的墓葬中。商代的卣基本上是扁圆体，也有少量的圆体卣、筒形卣和方卣。

　　盛酒器。壶在器型上和卣相似，主要是以器盖的承接方式来区分二者，将母盖承子口（外扣式盖）的归为卣，母口承子盖者（内插式盖）称为壶。

　　匜是一种注水器，最早出现于西周，流行至春秋时期。通常与盘组合成盥（guàn）洗用具。

　　盉早在新石器时期的河姆渡、良渚文化遗址中就出现了陶盉，商代出现了青铜盉。一般认为盉属于水器，与匜功能相同可以互替，并与盘组合成盥洗用具。

　　在没有普遍使用铜镜以前，古人常在鉴内盛水用来照影，因此后来把铜镜也称为“鉴”；青铜鉴流行于春秋战国时期，用鉴沐浴。

　　浴缶与先秦沐浴礼仪息息相关，古代祀神祭祖之前都要沐浴净身以示虔诚。春秋战国时，楚国地处亚热带气候区，雨水充沛，夏季气候炎热且潮湿，因此，楚人更是勤于沐浴。开博体育

　　青铜乐器是中国古代礼乐制度的重要载体之一，不管是祭祀、宴会、举行典礼，还是在军队中都能看到它们的身影。它们不仅反映了商周时期的政治制度，而且还代表了当时辉煌灿烂的音乐文化。

　　大家好，我的名字叫做铙，我是一种打击乐器，在商代，我被人们用于在军旅中指挥军阵。除此之外，人们在祭祀宴享的时候也会用上我。

　　我们铙分成了两大家族：大型铙和小型铙，我就是大型铙家族中的一员。湖南是大型铜铙的主要发现地，已出土铜铙有40多件，其中大约有10件重量逾100千克，像我们这样巨大体量的铙在别处非常罕见。

　　你们好，相信大家都比较熟悉我，我的名字叫做钟。我们钟家族是兴起于西周，在春秋战国时代发展壮大。当人们使用丁字形的木锤和长形的棒敲打我们的身躯时，我们就能发出不同的乐音，因为我们每个钟的音调不同，按照音谱敲打，我们就可以共同协奏出美妙的乐曲。

　　我们和鼎鼎大名的鼎家族一样，都是统治阶级王权的象征，是“钟鸣鼎食”的标志。在夏商周三代，流行悬挂编钟，有严格的礼乐制度规定：天子宫悬（四面悬钟）、诸侯轩悬（三面悬钟）、卿大夫判悬（两面悬钟）、士特悬（一面悬钟）。

　　我是一种活跃在东周时代的乐器，我的名字叫做镈，大家是不是觉得我和钟长得很像？其实我们之间还是有些差别的。钟家族的口是弧形口，而我们家族的口是平口，大家可不要再把我们弄混了哦~

　　大家可能对我比较陌生，我是一种在军旅和祭祀中使用的乐器，我叫做錞于。在春秋时期就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了，到汉代发展壮大，并主要活跃在长江中下游地区。我们通常会在头顶上顶着一个小老虎，这是我们的家族的重要标志。

　　我叫做铜鼓，是一种富有传奇色彩的民族历史文物。我从公元前7世纪左右就出现，一直流传至今，我们家族的影响力十分广泛，在我国西南边境及东南亚地区都能看到我们身影。其实我们最初是由一种炊具——釜发展而来的，后来人们帮我们倒置就称为鼓了，从此以后，我们就成为古代少数民族贵族从事战争的指挥信号和政治统治的工具，至今尚有壮、瑶、苗、彝等民族在使用我们。

　　商周时期区域间的冲突与战争频发，不同国家和部落之间为了争夺领土和资源往往会发起各种战争。各种各样的青铜兵器为直观反映古代战争提供了丰富的实物资料，这些兵器既有以戈、矛为代表的长兵器，也有以刀、剑为代表的短兵器，还有以镞为代表的投掷兵器。

　　我叫做戈，我是一种装在被称为柲（bì）的木杆上的双刃带尖的兵器，也是青铜兵器里较早出现的一类，在二里头时期就发现了我的身影，并一直延续到秦。

　　我们和干（盾）是商周时期士兵的标准装备，因此“干戈”一词就成为战争的别称或各种兵器的统称。随着兵器和战术的发展，我们逐渐被淘汰，后一度成为仪仗兵器。

　　我叫做矛，也是一种重要的兵器，战士们会把我拿来用于冲刺。我们和盾结合起来，就成为既能进攻，又能防御的一套兵器。我们家族在商和西周时代大多是大型的，两侧有宽大的翼。到了春秋晚期和战国时代，我们的两翼都逐渐缩小,更利于迅速穿刺。

　　大家好，我就是家喻户晓的剑，我们在商代才出现，多数为叶型短剑。开博体育咱们家族有一些剑有玉质剑格，有一些镶嵌绿松石，纹饰等各类表面工艺。

　　春秋战国时期，吴越的青铜剑铸造业相当发达，技术相当先进，铸出的剑质精物美，堪称天下一绝。著名的越王勾践剑、吴王夫差剑，还有《越绝书》中说的湛卢、纯均等名剑，也都出自吴越。

　　我叫做钺，是由斧发展而来的一种刑具，古籍中有“钺，大斧也，一名天戉”的记载。在先秦时期我们是一种具有重要礼制意义，权杖性质的兵器。商周时期，我们一直是权威和武力的象征，只有高级贵族才能够随葬。在不同场合使用有不同的用途，在军事活动中，我们被用作为兵器象征军事统率权；而在礼仪活动中，我们也有仪仗的作用。

　　我就是大家熟知的箭簇，即弓箭上的箭头。我们家族的历史相当悠久，早在旧石器时代就已经有古人类在利用我们进行捕猎活动了，后来我们不断进化，到春秋战国时期发展出了穿透力更强的三翼簇。

　　我们家族的变迁反映出大国之间的兼并战争日趋激烈，战争形式日渐多样。伴随着在战争中的广泛普及，我们的发展也愈发成熟，在大国战争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我是刀，原本是用于砍杀敌人的兵器，但是在很多高级贵族的墓葬中也能看到我们的身影，看到我们表面上刻下精美的花纹和镶嵌的贵重宝石了吗？这些都说明我们当时除了武器用途之外，还被用作了礼器。

　　车和马是古代陆上的主要交通工具。承担了当时几乎所有的陆上运输。在古代车马尤其受到王族、贵族的喜爱，是出行的代步工具以及身份地位的象征。

　　在古代，车制是我国重要的礼乐制度之一。天子级别的六匹马拉的两轮马车，即著名的“天子驾六”。逸礼《王度记》曰：“天子驾六，诸侯驾五，卿驾四，大夫三，士二，庶人一”。

　　我叫做车轴饰，我的作用就是用来加固车轴。有了我的存在，车轴和车轮就能结合得更加紧密。

　　我叫做轭饰，是嵌套在轭表面的装饰物。轭是一首双脚的御马工具，人们通常会把它们的首上系于车衡，双脚则下扼于马颈。

　　我叫做车軎，是古代用来固定车轴的轴头，大多时候我们与车辖配合使用。我们早在商代末期就已出现，伴随着大国之间的兼并战争，兵车逐步成为战争的核心，成为战场冲杀的利器。千乘之国也成为大国、强国的标志。

　　在中国度量衡的发展有着悠久的历史，其中衡器是一种重要的计量工具，包括衡和权两个部分，我就是其中的权，也就是大家俗称的砝码。在春秋战国时期，我们通常是用于称量贵重的小型物件，如楚国黄金货币。

　　我国现存战国时期的砝码主要以楚国和秦国为多，其中楚国的砝码形制为环状，多为圆形，少数为菱形，故又称作“权环”。我们的出现和发展是社会进步的需要，与人们的生产生活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

　　我们量器家族是古代一种计算体积的容器，外形为圆罐形。人们会在我们身上铸刻铭文，铭文内容涉及赋税征收、俸禄发放等。从铭文内容及铸造过程看，我们在当时受到了非常多的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