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铜是金属冶铸史上最早的合金，在纯铜（紫铜）中加入锡或铅的合金，有特殊重要性和历史意义，具有强度高、熔点低、铸造性好，耐磨且化学性质稳定的特点。

　　史学上所称的“青铜时代”是指大量使用青铜工具及青铜礼器的时期。这一时期主要从夏商周直至秦汉，时间跨度约为两千年左右。这一时期古人创造出了极其灿烂辉煌的青铜文明。

　　司母戊鼎，1939年出土于河南安阳殷墟的一座商代古墓中，是商王祖庚或祖甲为祭祀其母戊所制，是商周时期青铜文化的代表作，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考古工作者通过对有关青铜器的研究，以及甲骨文中的记载，认为在鼎腹内壁铭文“后母戊”三个字中，“母戊”是商王武丁的后妃妇妌的庙号。以及根据铭文可知，后母戊鼎是商王武丁的两个儿子祖庚或祖甲为祭祀其母亲妇妌而制的。

　　2005年，大鼎回归安阳“省亲”，已经83岁的吴培文在殷墟门口，时隔59年终于再次与大鼎见面。他一眼就认出大鼎来“分别时兵荒马乱，再见时国富民强”。老人一直觉得，保护了大鼎没有落在日本人手中，是他一生之中做得最有价值的一件事。那一天，作为大鼎的发现人和保护人，他被特许可以抚摸大鼎。

　　司母戊鼎通体高133厘米、口长112厘米、口宽79.2厘米，重达832.84公斤，是已发现的中国古代最重的单体青铜礼器。鼎身雷纹为地，四周浮雕刻出盘龙及饕餮纹样，反映了中国青铜铸造的超高工艺和艺术水平。

　　它是用陶范法铸造而成的，在商后期铸造重达832.84公斤的司母戊鼎至少需要1000公斤以上的原料，且在大约二三百名工匠的密切配合下才能完成，这足以反映商朝中期青铜铸造业的宏大规模。

　　最初给该鼎命名的是郭沫若，称其为司母戊鼎，他认为“司母戊”即为“祭祀母亲戊”。另一著名学者罗振玉也曾认为：“商称年曰祀又曰司也，司即祠字。”于是，这一命名便一直沿用下来了。但争议一直不断，有多位学者提出，“司”字应作“后”字解，“后母戊”的命名要优于“司母戊”，其意义相当于“伟大、开博体育官网入口了不起、受人尊敬”，与“皇天后土”中的“后”同义。改为“后母戊”，意思相当于：将此鼎献给“敬爱的母亲戊”。

　　四羊方尊，1938年出土于湖南宁乡县黄材镇月山铺转耳仑的山腰上，是商朝晚期青铜礼器，祭祀用品。位列十大传世国宝之一，收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四羊方尊以四羊、四龙相对的造型展示了酒礼器中的至尊气象。羊成为青铜重器着力表现的对象，有其独特的象征意义。先秦时期，人们对羊的个性有两个归纳：善良知礼，外柔内刚。羊“跪乳”的习性，被视为善良知礼，甚至被后世演绎为孝敬父母的典范；外柔内刚也被引申出许多神圣的秉性，传说的始祖皋陶敬羊，《诗经·召南》中也有“文王之政，廉直，德如羔羊”的说法。羊最通俗或民间化的象征意义便是“吉祥”，至少从汉代开始，羊就与吉祥联系在一起，汉代瓦当、铜镜等铭刻中多见铭文将“吉祥”写成“吉羊”。

　　1938年4月的一个上午，湖南省宁乡县黄材镇的转耳仑山上(后来属炭河里遗址公园)，姜景舒、姜景桥、姜喜桥兄弟三人正在半山腰垦荒栽种红薯。忽然锄下“当”的一声金属碰撞声，引起了他们的注意。一件硕大的金属器物出现在姜景舒兄弟眼前。他们不知道这个墨绿色、带有4只卷角羊头的东西为何物，猜想肯定是个宝贝。

　　如获珍宝的三兄弟，不停地打量着这件宝贝，并用工具敲敲打打，不小心竟将器物的口沿敲掉了手掌心大小的一块碎片。姜景舒把它抱回家后，用老式的杆称称了重量，大约64市斤，虽然并不清楚这件宝贝到底有何价值，但不凡的外形和如黑漆般的色泽，让姜景舒以为挖到了“乌金”，倍加珍惜。

　　姜景舒挖到宝贝的消息很快在镇上传开了，由于长沙历来就是青铜文物出土的宝地，文物贩子在乡村往往布有很多眼线，因此黄材镇万利山货号的老板也在第一时间得到了消息，他当即开出了四百大洋的价钱要购买这件后来被称为“四羊方尊”的稀世珍宝。那时的姜景舒还只有17岁，生活在一个有10多口人的大家庭里，家里就靠爷爷做豆腐、父亲做短工的微薄收入度日，听说这件东西能卖个好价钱，也就只能忍痛割爱了，毕竟在当时能够解决温饱问题就已经很不容易了。在经过当地保长、甲长和乡绅的层层盘剥后，四百大洋最后到姜景舒手上就只剩下二百四十八块了。姜景舒在卖掉宝贝时还下意识地将那片敲下来的碎片留下来做纪念。1976年，他将残片献给了国家 。

　　四羊方尊在被黄材镇的古董商买进后，很快辗转到了长沙县靖港镇某商号，一些心怀不轨的商人通过文物贩卖的渠道秘密放出消息，打算密卖宝物，内定起价二十万大洋。

　　当时的长沙因文物盗掘走私现象严重，政府部门对出土文物走私现象的查处也十分严厉。四羊方尊出土的消息很快被长沙县政府得知。为防止奸商贪利将国宝卖给外国人，长沙县政府立即派警员前去查处此事，并将四羊方尊没收，上交了湖南省政府。宝物充公之后，被放在了时任湖南省主席张治中的办公室里，张治中虽然知道这是个宝物，但并不知道它有什么价值，竟把宝物作为笔筒放在几案之上达3个月之久。

　　不久，日寇进逼长沙，四羊方尊被送到了湖南省银行保管。1938年11月，湖南省政府和省银行均迁往沅陵。为了不让完整的长沙城落入日寇之手，当局决定实行“焦土政策”。11月12日，延续两天两夜的大火，烧毁了长沙城近80%的建筑，史称“文夕大火”。这把火不但烧掉了长沙城，也使四羊方尊在战乱中遗失了 。

　　1938年四羊方尊出土、截获的消息，曾轰动三湘，其时，周恩来、等同志均在长沙。解放后，向来关心文物的周总理，于1952年亲自责成文化部派人追查四羊方尊的下落，经多方查询，最后得知四羊方尊在随湖南省银行内迁沅陵的途中，车队遭到日机轰炸，运载四羊方尊的车辆不幸中弹，四羊方尊被炸成了20多块。之后这些碎片就一直被丢弃在湖南省银行仓库的一只木箱内，十几年无人问津 。

　　得知这一信息后，经文化部指示，相关部门迅速通过专家会诊、攻关，经过将近一年的时间终于把破碎的四羊方尊修复了。所幸，修复后的四羊方尊几乎看不出破损的痕迹。这样，经过战火洗礼的四羊方尊才又得以重新面世，并成为了我国国家特级文物。

　　1952年，湖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专家蔡季襄在中国人民银行湖南省分行的仓库中，找到这个破碎的宝贝。又过了两年，修复四羊方尊的重任落在了国内文物修复大家张欣如身上。张欣如上世纪30年代便在河南省开封市的“倾古斋”学习古玩修复，1954年4月，张欣如调至湖南省文管会，当年5月，便接到任务修复四羊方尊。清洗碎片、烙铁焊接……每天，张欣如都把30多公斤的方尊放在腿上，一手扶着，一手作业，丝毫不敢分心。两个多月后，四羊方尊终于修复成功，再次展现出3000年前的瑰丽身影。美中不足的是，尊的口缘部分始终还缺一块残片。原来，农民姜景舒在卖尊给古董商时，曾有意识留下锄掉的一块碎片作纪念。这事儿于1976年才被湖南省博物馆原馆长高至喜发现。为此，高至喜远走宁乡县，千方百计寻找到姜景舒两兄弟。至此，尊口上的云雷纹残片才终于完璧归赵。

　　1954年，湖南省博物馆成立，1956年省文管会将四羊方尊移交省博物馆收藏，1959年国庆10周年时，四羊方尊调往中国历史博物馆展出，以后就一直留藏在该馆。四羊方尊作为全国排名第三的十大传世国宝曾多次出国展览，并作为中国古文物的精华和古代青铜工艺的杰作编入中小学历史教科书和各类教材 。

　　四羊方尊是中国仍存商代青铜方尊中最大的一件，其每边边长为52.4 厘米，高58.3厘米，重量34.5公斤，长颈，高圈足，颈部高耸，四边上装饰有蕉叶纹、三角夔纹和兽面纹，尊的中部是器的重心所在，尊四角各塑一羊，肩部四角是4个卷角羊头，羊头与羊颈伸出于器外，羊身与羊腿附着于尊腹部及圈足上。

　　同时，方尊肩饰高浮雕蛇身而有爪的龙纹，尊四面正中即两羊比邻处，各一双角龙首探出器表，从方尊每边右肩蜿蜒于前居的中间。

　　据考古学者分析，四羊方尊是用两次分铸技术铸造的，即先将羊角与龙头单个铸好，然后将其分别配置在外范内，再进行整体浇铸。整个器物用块范法浇铸，一气呵成，鬼斧神工，显示了高超的铸造水平 ，被史学界称为“臻于极致的青铜典范”，位列十大传世国宝之一 。

　　1986年，在四川广汉南兴镇的三星堆，出土了一座中国最大、最完整的青铜大立人像。像高262厘米，重逾180千克，两耳间相距138.5厘米，铸造时间距今已有3000多年历史，是现存最高、最完整的青铜立人像。就全世界范围来看，三星堆青铜大立人也是同时期体量最大的青铜人物雕像，因此还被誉为“世界铜像之王”。

　　这尊“纪念碑”式的大立人雕像，高鼻梁、大眼睛、深眼眶、大耳朵，其相貌与中原人差别很大，究竟象征什么身份呢？

　　目前，学术界有几种不同的意见：一种意见认为，青铜大立人是一代蜀王形象，既是政治君王同时又是群巫之长。另一种意见认为是古蜀神权政治领袖形象。还有一种意见认为其形象酷似汉语古文字中“尸”字的字形，应将其解读为“立尸”。这种观点所提到的“尸”，大体来说，具有主持祭神仪式的主祭者和作为神灵象征的受祭者的双重身份。

　　我们倾向于认为，他是三星堆古蜀国集神、巫、王三者身份于一体的最具权威性的领袖人物，是神权与王权最高权力之象征。人像身佩的方格纹带饰，当具有表征权威的“法带”性质。其衣服上的几组龙纹装饰似有与神灵交感互渗的意义，其所穿之衣很可能是巫师的法衣。

　　青铜大立人像最神秘的地方是其左右手中心轴不在一条直线上，它到底手上拿的是什么呢？他手中是否原本持（抱）有某种法器？

　　有人认为是琮，有人认为是权杖，有人认为是大象牙，还有人认为是类似彝族毕摩（祭司）的神筒或签筒，也有人认为他是在空手挥舞，表现的是祭祀时的一种特定姿态。

　　人像高180、通高260.8厘米，重约180公斤，雕像系采用分段浇铸法嵌铸而成，身体中空，分人像和底座两部分。人像头戴高冠，身穿窄袖与半臂式共三层衣，衣上纹饰繁复精丽，以龙纹为主，辅配鸟纹、虫纹和目纹等，身佩方格纹带饰，制作之精美细腻，迄今为止，在夏商周考古史上绝无仅有。

　　其双手手型环握中空，两臂略呈环抱状构势于胸前。脚戴足镯，赤足站立于方形怪兽座上。其整体形象典重庄严，似乎表现的是一个具有通天异禀、神威赫赫的大人物正在作法。其所站立的方台，即可理解为其作法的道场——神坛或神山。

　　毛公鼎，西周晚期青铜器，因作器者毛公而得名。清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出土于陕西岐山，收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为台北故宫博物院镇馆三宝之一。

　　清代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毛公鼎被陕西岐山县董家村村民董春生在村西地里挖出来。有古董商人闻名而来，以白银300两购得，但运鼎之际，被另一村民董治官所阻，买卖没有做成。古董商以重金行贿知县，董治官被逮下狱，以私藏国宝治罪。此鼎最后运到县府，被古董商人悄悄运走，张燕昌之子张石瓠曾巧见此鼎。后毛公鼎辗转落入古董商苏亿年之手。

　　咸丰二年(1852年)，北京金石学家、收藏家陈介祺又从苏亿年之手购得，并赏给苏亿年1000两，此鼎深藏于密室，鲜为人知。陈介祺病故后，1902年其后人卖出此鼎，归两江总督端方所有，1911年11月27日端方被派到四川保路运动，被革命军所杀。

　　民国期间端方后人因家道中落，将毛公鼎典押给天津俄国人开办的华俄道盛银行。英国记者辛浦森出美金5万元向端家购买，端家嫌钱太少，不肯割爱。当时有爱国人士极力呼吁保护国宝，毛公鼎辗转至当时担任北洋政府交通总长的大收藏家、后来国学馆馆长叶恭绰手中，存入大陆银行。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叶恭绰避走香港，毛公鼎未能带走，藏在了上海的寓所里。由于叶恭绰是用假名买得毛公鼎，让日本人无法查知它的下落。叶恭绰嘱咐其侄叶公超有朝一日将鼎献给国家。毛公鼎几经易手，甚至差点被日本军方夺走，所幸叶公超拼死保护，誓不承认知道宝鼎下落。叶恭绰为救侄子，制造了一只假鼎上交日军。叶公超被释放后，于1941年夏密携毛公鼎逃往香港。不久，香港被日军攻占，叶家托德国友人将毛公鼎辗转返回上海。后来因生活困顿，将毛公鼎典押给银行，由钜贾陈永仁出资赎出，毛公鼎才不至于流浪他乡。

　　1946年陈永仁将毛公鼎捐献给政府，隔年由上海运至南京，收藏于中央博物馆。1948年，退守台湾，大量南京故宫博物院珍贵文物南迁至台北。

　　1965年，台北故宫博物院正式建成，稀世瑰宝毛公鼎成为台北故宫的镇馆之宝之一，放在商周青铜展厅最醒目的位置，是永不更换的展品。后作为台北故宫博物院的两大纪念章之一。

　　毛公鼎通高54厘米，腹深27.2厘米，口径47厘米，重34.5千克。鼎为直耳，半球腹，足为兽蹄形，矮短而庄重有力，鼎的口沿还装饰有环带状的重环纹。整个造型浑厚凝重，饰纹简洁古雅朴素，具有浓厚的生活气息，是西周晚期的鼎由宗教转向世俗生活的代表作品。

　　毛公鼎铭文长度接近五百字（有497字、499字、500字三说），记载了毛公衷心向周宣王为国献策之事，被誉为“抵得一篇尚书”。内容大致为：周宣王即位之初，亟思振兴朝政，乃请叔父毛公为其治理国家内外的大小政务，并饬勤公无私，最后颁赠命服厚赐，毛公因而铸鼎传示子孙永宝。

　　毛公鼎的铭文作为西周晚期金文的典范之作，奇逸飞动，气象浑穆，笔意圆劲茂隽，结体方长。是研究西周晚年政治史的重要史料 。

　　春秋莲鹤方壶，春秋中期青铜制盛酒或盛水器，1923年出土于河南新郑李家楼郑公大墓，一收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青铜馆，一收藏于河南博物院，中国首批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

　　经过发掘，“郑公大墓”出土了完整的青铜器近百件，另外还有玉器、陶器等数百件文物，史称“新郑彝器”。专家们认为，这批文物是郑国王室的祭祀重器，其主人可能是郑国国君子婴。

　　1927年，河南省成立了河南省博物馆筹委会，这批历经周折辗转的青铜器文物成了河南省博物馆的首批“镇馆之宝”，开启了河南文物事业之路。有人这样说，“先有郑公大墓，后有河南博物馆”。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为保护国宝免遭劫掠、破坏，“新郑彝器”又几经辗转，费尽周折得以保存。

　　1949年冬，政府指示“速将河南存渝古物运存台湾，行政院分令教育部、河南省政府遵照办理”。仓促之中，莲鹤方壶等河南古物被打箱运抵重庆机场，马上就要登机飞往台湾。中国人民，救下了莲鹤方壶。今“中国人民重庆军事管制委员会”的打箱封条，还完好地保存在河南博物院里。但是还有部分“新郑彝器”被运到了台湾。

　　1950年8月，河南省代表会同文化部代表共赴重庆接收河南存渝古物。文化部代表挑取一尊底部稍有残缺、高近126厘米的莲鹤方壶调到北京故宫博物院。自此，两尊莲鹤方壶分置两处。

　　1999年钟鼎青铜器复仿制的莲鹤方壶被国务院指定为外交礼品，赠送给国家领导人和国外总统、首相。

　　莲鹤方壶为一对两件，只是在高度上有细微的差别，故宫藏高125.7厘米，称“立鹤方壶”，河南博物院藏高126.5厘米，称“莲鹤方壶”。两件方壶的重量相同，均为64.28公斤，口为方形，长30.5厘米，宽54厘米。

　　壶身为扁方体，壶的腹部装饰着蟠龙纹，龙角竖立。壶体四面还各装饰有一只神兽，兽角弯曲，肩生双翼，长尾上卷。圈足下有两条卷尾兽，身作鳞纹，头转向外侧，有枝形角。承托壶身的卷尾兽和壶体上装饰的龙、兽向上攀援的动势，互相呼应。壶盖被铸造成莲花瓣的形状，一圈肥硕的双层花瓣向四周张开，花瓣上布满镂空的小孔。莲瓣的中央有一个可以活动的小盖，上面有一只仙鹤站在花瓣中央，仙鹤似乎在昂首振翅，正在翘首望着远方，造型灵动。

　　从制作工艺上看，莲鹤方壶的铸造采用了圆雕、浅浮雕、细刻、焊接等多种技法，不仅纹饰细腻新颖，而且结构复杂、铸造精美，堪称是春秋时期青铜工艺的典范之作。

　　莲瓣之中央复立一清新俊逸之白鹤（仙鹤），翔其双翅，单其一足，微隙其喙作欲鸣之状，突破上古时代之鸿蒙，正踌躇满志，睥睨一切，践踏传统于其脚下，而欲作更高更远之飞翔。有离心前进动向，最足象征争求解放、迎接曙光的时代精神。

　　越王勾践剑，春秋晚期越国青铜器，出土于湖北江陵马山5号楚墓出土。被称为“天下第一剑”。收藏于湖北省博物馆。

　　公元前494年，吴国和越国的军队进行了一场生死搏杀，越军大败。在献上了绝世美女西施后，越国的国王勾践成了吴王夫差的马夫。

　　卧薪尝胆、忍辱负重二十年后，勾践回到越国，他任用贤臣，发展生产，东山再起。用了9年时间灭掉了吴国，并成为春秋时期最后一名霸王。“鸠浅”就是这位卧薪尝胆的越王勾践的名字。而这把剑就是这位春秋霸主的王者之剑。

　　1965年12月，考古工作者在湖北江陵一座楚国的墓葬中，出土了600多件器物，其中就有这柄铜剑。在场考古工作者回忆，一名开采队员拿剑时一不留神就将手指割破，血流不止。有人再试其锋芒，稍一用力，便将16层白纸划破。此剑长55.7厘米，宽4.6厘米，柄长8.4厘米，重875克，近剑格处有两行鸟篆铭文：“越王鸠浅(勾践)自乍(作)用剑”八字，证明此剑就是传说中的越王勾践剑。

　　越王勾践剑制工精美，显示出铸剑师的卓越技艺。此剑寒气逼人、锋利无比，历经两千四百余年，仍然纹饰清晰精美，加之“物以人名”，历史文化价值很高，此剑被当世之人誉为“天下第一剑”，堪称我国国宝。

　　越王勾践宝剑出土在湖北江陵楚国贵族墓，主要有两种意见：一种是嫁妆说，勾践曾把女儿嫁给楚昭王为姬，因此，这柄宝剑很可能作为嫁女时的礼品到了楚国，后来，楚王又把它赐给了某一个贵族，于是成了这位楚国贵族的随葬品。另一种意见是战利品，即公元前309年至前306年间，楚国出兵越国时楚军缴获了此剑，带回了楚国，最终成了随葬品。

　　越王勾践剑剑长55.7厘米，柄长8.4厘米，剑宽 4.6厘米，剑首外翻卷成圆箍形，内铸有间隔只有0.2毫米的11道同心圆。

　　剑身上布满了规则的黑色菱形暗格花纹，剑格正面镶有蓝色玻璃，背面镶有绿松石。剑身修长，有中脊，两从刃锋利，前锋曲弧内凹

　　越王勾践剑因剑身上被镀上了一层0.1毫米的铬而千年不锈。经无损科学检测，其主要合金成分为铜、锡、铅、铁、硫等。花纹处含硫高，因硫化铜可防锈。早在2500年前就有这种防锈技术，令人惊叹。

　　1983年又在相距一公里远的另一处楚墓中，出土吴王夫差矛，其上铭文与此剑如出一辙：“吴王夫差，自作用矛”，如今也收藏在湖北省博物馆。

　　曾侯乙编钟，战国早期文物，由六十五件青铜编钟组成的庞大的乐器，其音域跨五个半八度，十二个半音齐备。1978年在湖北随县（今随州市）出土，中国首批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

　　1977年9月，湖北随州城郊的一个小山包上，沉睡于地下2430年后，曾侯乙编钟得以重见天日。这是中国文物考古、音乐史和冶铸史上的空前发现。

　　那一天，随州城郊擂鼓墩驻军扩建营房过程中， 偶然发现了曾侯乙墓。这是个面积达220平方米、比长沙马王堆汉墓大6倍的“超级古墓”。当勘测小组赶到现场时，部队施工打的炮眼距古墓顶层仅差80厘米，只要再放一炮，这座藏有千古奇珍的古墓就会永远不复存在。

　　1978年5月22日凌晨5时，墓室积水抽干后，雄伟壮观的曾侯乙编钟露出了它的真面目，所有在场的人都被这座精美绝伦的青铜铸器惊呆了：历经二千四百多年，重达2567公斤的65个大小编钟整整齐齐地挂在木质钟架上。

　　编钟出土后，文化部的音乐家黄翔鹏、王湘等人赶到现场，对全套编钟逐个测音。检测结果显示：曾侯乙编钟音域跨越5个八度， 只比现代钢琴少一个八度，中心音域12个半音齐全。

　　钟架呈曲尺形，长11.83米，分上中下三层，整套编钟共65枚，总重量2500千克，其音域跨五个半八度，十二个半音齐备，每枚钮钟和甬钟都能发出两个音节，形成“一钟双音”的现象，呈和谐的大小三度关系，在世界音乐史上极为罕见。

　　它是中国目前出土的40多套编钟中数量最多、保存最好的一组，也是中国乃至全世界历史上，最为宏伟精美的大型乐器。它高超的铸造技术和良好的音乐性能，改写了世界音乐史，被中外专家、学者称之为“稀世珍宝”。

　　1978年出土时，考古人员在随州一处修理厂内试敲响过编钟。参观者在湖北省博物馆参观曾侯乙编钟曾侯乙编钟出土后，文化部的音乐家赶到随州，对全套编钟逐个测音。1978年8月1日，沉寂了2400多年的曾侯乙编钟，重新向世人发出了它那浪漫的千古绝响。编钟演奏以《东方红》为开篇，接着是古曲《楚殇》、外国名曲《一路平安》、民族歌曲《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最后以《国际歌》的乐曲为落幕。

　　1984年，为庆祝新中国成立35周年，省博物馆演奏人员被特批随编钟进京，在北京怀仁堂，为各国驻华大使演奏了中国古曲《春江花月夜》和创作曲目《楚殇》以及《欢乐颂》等中外名曲。

　　1997年，著名音乐人谭盾为庆祝香港回归创作大型交响乐《交响曲1997：天·地·人》时，由国家特批再次敲响了编钟。

　　秦始皇陵铜车马，是秦始皇陵的大型陪葬铜车马模型，1980年出土于中国陕西临潼秦始皇陵坟丘西侧。是目前发现年代最早、形体最大、保存最完整的铜铸车马。

　　1980年冬，在秦始皇陵西侧20米处7.8米深的地下出土了两乘大型铜车马 。二号铜车马出土时破碎为1555块，经修复，完整如初。车通长3.17米，高1.06米，相当于线个零部件组装而成。其中青铜制件1742个，黄金制件737个，白银制件983个。其形体之大，堪称“青铜之冠”。其设计制作也与现代工程结构有着惊人的相似，大大超出人们的想象。

　　铜车马共两乘，一前一后排列。前乘为护卫武士所居，后乘属于后妃一类人的乘车。

　　铜车马一号车，名“立车”，又叫“戎车”、“高车”，车舆右侧置一面盾牌，车舆前挂有一件铜弩和铜镞。车上立一圆伞，伞下站立一名高91厘米的铜御官俑。铜车马二号车是四马鞍车，呈凸字形，分前、后二室，车舆上有穹窿形的椭圆形盖子，前室为御手所居，内跽坐一御官俑，后室为主人所居。

　　以二号铜车马为例，车上御官铜人俑作跽坐姿态，两臂前举，双手执辔，每个手指的关节、指甲都塑得非常逼真，俑身略同前倾，双目注视前方，半抿双唇，面带微笑，神态恭谨，一个忠于职守的高级御官形象活脱脱地被塑造出来。铜马共有四匹，四肢粗大，比例匀称，膘肥体壮，筋骨强健，中间两马举颈昂首，两侧马头微向外转，静中寓动，造型风格和秦陵陶马相似。车马工艺精湛，如装饰用的缨络，用细铜丝绞结而成，颇似麻毛。

　　值得特别提出的是错磨和彩绘相结合，大大增强了艺术效果。作者按马体的不同部位的毛向错磨，再涂彩色，造成真实的皮毛感。细部的真实和鲜明的质感是这乘铜车马造型艺术的一大成就。车马通体彩绘，图案花纹风格朴素明快大方，以白色为基调的彩绘肃穆典雅，配以大量的金银构件，更显得华贵富丽，这套大型的人俑车马代表了秦代青铜铸造工艺的突出成就。

　　西汉长信宫灯，中国汉代青铜器，1968年于河北省满城县(今河北省保定市满城县西南约1.5公里的山崖上)，中山靖王刘胜妻窦绾墓中出土，现藏河北省博物馆。因灯上刻有“长信”字样，故名“长信宫灯”。

　　根据铭文考证，此灯是公元前172年（汉文帝时代）铸造的，灯的最初主人是阳信夷侯刘揭。

　　后来刘揭子中意“有罪国除”，此灯被没收进少府的“内者”（官名），归长信宫所有。

　　长信宫是皇太后居信的宫殿，文帝的皇后窦氏是刘胜的祖母，景帝时为皇太后，很有权势。后来窦太后又把此灯送给了她娘家族裔中的一位叫窦绾的女子，窦绾将铜灯视为珍宝，死后就将灯随她埋入墓中。

　　长信宫灯通高48厘米，人高44.5厘米。通体鎏金，灯体是一位跽坐掌灯、优雅恬静的宫女。中空，整体由头部、身躯、右臂、灯座、灯盘和灯罩六部分组成，各部均可拆卸。

　　宫女着广袖内衣和长袍，左手持灯座，右臂高举与灯顶部相通，形成烟道。燃烧的气体灰尘可以通过宫女的右臂沉积于宫女体内，不会大量散逸到周围环境中。灯罩由两片弧形板合拢而成，可活动，以调节光照度和方向。灯盘有一方銎柄，内尚存朽木。座似豆形。器身共刻有铭文九处65字，分别记载了该灯的容量、重量及所属者。

　　长信宫灯一改以往青铜器皿的神秘厚重，整个造型及装饰风格都显得舒展自如、轻巧华丽，是一件既实用、又美观的灯具珍品。堪称“中华第一灯”。采取分别铸造，然后合成一整体的方法。考古学和冶金史的研究专家一致公认，此灯设计之精巧，制作工艺水平之高，在汉代宫灯中首屈一指。

　　长久以来，长信宫灯一直被认为是我国工艺美术品中的巅峰之作和民族工艺的重要代表而广受赞誉。这不仅在于其独一无二、稀有珍贵，更在于它精美绝伦的制作工艺和巧妙独特的艺术构思。